Founder Collective 联创 David Frankel:AI 热潮将制造遍地路杀
种子轮传奇 David Frankel(Uber、Coupang、Suno 早期投资人):AI 热潮将制造大量“路杀”,十亿美元估值是新 A 轮,Pro Rata 是原罪,OpenAI 与 Anthropic 终将被颠覆。
本文译自 20VC 播客,发布于 2026 年 8 月 8 日;主持人 Harry Stebbings,对话 Founder Collective 联合创始人 David Frankel。
在所有人都在把基金做大的时代,David 解释了另一种活法:为什么 5000 万到 1 亿美元成了种子基金最难做的一档,为什么他从不领投下一轮、从不为持股比例放弃好创始人,以及“我们贪婪的是回报,不是管理费”这句结论背后的整套纪律。他也毫不回避眼前的泡沫:AI 浪潮会留下大片“路杀”,OpenAI 和 Anthropic 终将被颠覆——而且颠覆者极有可能来自中国。
▍嘉宾:David Frankel
- 南非出身的连续创业者,早年创立互联网服务商并带队上市,后移居美国、以波士顿哈佛广场为根据地转型天使投资人(以上为公开资料口径)。
- 2009 年与埃里克·佩利(Eric Paley)、迈卡·罗森布鲁姆(Micah Rosenbloom)联合创立 Founder Collective,坚持小盘种子基金路线至今 18 年。
- 早期投出 Uber、Coupang、PillPack、SeatGeek、Olo、Trade Desk 等;AI 周期又拿下 Shield AI、Suno 的种子轮,是极少数连续跨两个大周期跑通的种子投资人。
▍关于 Founder Collective
- 2009 年成立于剑桥(马萨诸塞)与纽约的精品种子基金,以“小基金、强纪律”著称:不领投后续轮次,GP 是自家基金最大的 LP。
- 一期基金命中 Uber、Coupang、Trade Desk、Airtable、SeatGeek;二期基金命中 Shield AI、Whoop、PillPack、Varda——回报分布异常分散,不靠单一本垒打。
- 公开报道口径下,其单支基金规模始终控制在数千万至约 1 亿美元区间,是基金大型化浪潮中少数坚持“小而美”且业绩跑通的样本。
11 年的交情
Harry: 这里是 20VC,我是 Harry Stebbings。我做这档节目,是想向全世界最顶级的投资人学习。来自 Founder Collective 的 David Frankel 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什么?当其他人都在把基金规模越做越大、坦白说不断丢掉纪律、丢掉风险投资里那种手艺人的核心特质时,David 始终坚守自己最擅长的事:早期精品投资。
但你要知道,能在一个周期里做得出色,已经需要一位伟大的投资人。他投中了 Coupang、Uber、PillPack、SeatGeek、Olo,还有一长串响亮的名字。而跨入第二波浪潮——AI 浪潮——更是难上加难。他拿下了 Shield AI 和 Suno 的种子轮,Suno 如今估值 50 亿美元。从前 AI 时代到后 AI 时代,他完成了一种极少有种子投资人能做到的无缝切换。这是一场与当今种子投资界真正的手艺人的精彩对话。
Harry: 您已到达目的地。David,昨晚你给我转了一封邮件——那是 11 年前我发给你的第一封邮件。
David: 11 年了,真不敢相信。
Harry: 你知道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?昨晚我刚和马蒙(Mamoon)吃过饭。我回头看那些对我最友善的人——你、马蒙、乔什·库什纳(Josh Kushner)、尼尔·马特(Neil Mater)——那些在我一无所有时就相信我的人,恰好都是最伟大的投资人。也许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原因:他们愿意把时间给一个毫无理由值得相信的人。这么说你懂吗?
David: 能进这个名单是我的荣幸。但也许部分原因是,他们自己有点容易上头,而你——在我看来——就是那个让人上头的人。你当时才 19 岁,却浑身都是专注和能量,你把它全都带出来了。我想,这份工作的一部分职责、一部分乐趣,就是识别出这种特质。光有这些还不够,但你当时身上有,你现在依然有。
种子轮的死亡地带:5000 万到 1 亿美元基金的尴尬
Harry: 谢谢你这么说。说到“有”,我们俩都玩在早期阶段。我在社交媒体和 X 上说过:从很多方面看,市场上最难做的是种子轮;表现最差的基金,将是 5000 万到 1 亿美元这一档。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:你太大,没法合群——没法写那种 10 万到 25 万美元的支票、做个朋友式的投资人;但你又太小,领投不了 800 万到 1000 万美元的种子轮。我为什么错了?为什么这个年份(vintage)对这类基金反而会很棒?
David: 这里要拆的东西太多了。风险投资里正在发生一种收窄:你做得越大,就越像一个金字塔。我认为存在一门“风险投资的生意”,就是资产管理加渠道这门生意。剑桥联合(Cambridge Associates)这类顾问、母基金(fund of funds)都在其中,他们卖的就是入场通道,而且对此心安理得。如果数一数二的名字不在某某伟大公司的股东名单里,基金就难卖。到今天这个时点,如果你不在前五名里、错过了那批 3 万亿美元级别的公司,募资就难得多。
这倒不是说错过万亿公司就完蛋了。但你看看过去 25 年的数字:市值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公司不到 100 家,能稳定在 100 亿美元以上的也不到 100 家。在塔尖,你必须在场。我们最近专门做了功课:过去 25 年创造出的前 500 家公司,中位数市值是 26 亿美元。如果你持有其中一家 5% 的股份,每一笔都足以回本整支基金。
种子轮现在的状况是:一大堆基金、一大堆钱,在做一大堆不理智的押注。而且节奏飞快——支票必须赶紧签出去,因为你还得募下一支基金。所以种子轮极其难做。这门生意依然迷人的地方,有点像我刚才说你的那番话:如果你足够耐心,你可以等、等、再等,然后突然看到一个人——一个创始人、一个团队——你心里咯噔一下:我必须在那里。对我来说,这句话的潜台词是:这可能就是下一个 Uber、下一个 Suno、下一个 Shield AI。
某种程度上,我这是在回答我自己的问题——这是一种瘾。找到当年的 Harry、找到那种感觉,就是会上瘾的。如果这算成瘾,那我承认我上瘾了。只要你进场够早,你仍然有机会靠一单回本整支基金。这是一门完全不同的生意。
“某种程度上,我这是在回答我自己的问题——这是一种瘾。找到那种感觉,就是会上瘾的。” "And I think a little bit, I'm answering this personally, a little bit of this is a drug. Finding Harry, right? Finding that is a bit of a drug."
▍点拨:18 年不扩大基金规模的真正原因,藏在这句坦白里:驱动 David 的不是资产配置的理性计算,而是“找到那个人”的成瘾性体验。这解释了 Founder Collective 全部的反共识选择——不追动量、不领投后轮、不为管理费膨胀——因为这些都会稀释“狩猎”本身的浓度。
Harry: 你必须写满那 800 万吗?
David: 完全不必,我们也做不到。
Harry: 你能开 300 万美元的支票吗?50 万的呢?
David: 如今估值和无上限可转债(uncapped notes)正在改变这门生意,但你也未必要挤那条路。如果你一直在雪道内(on piste)滑行——我干这行快 18 年了——它一直都很贵、一直都很难。但最好的人,永远是在雪道外(off-piste)找到的。
Harry: 那在这些轮次上呢?看今天那些 800 万到 1000 万美元的大种子轮:多阶段基金提供的种子产品效率太高了,他们可能就给你 10 万美元的额度,而你要写 300 万的支票就难得多。这种策略你还做得下去吗?
David: Harry,我说这话有点犹豫,而且可能只是从最近 20 笔交易过度外推——但我觉得我们正在被当成一张“保险单”来看待。我们并排站着,投 50 万或 100 万美元,而那一轮一共进了 800 万、900 万。聪明的创业者心里清楚:那些人可能会抛弃我,口袋里装着 FC 会很有用。他们还会借我们的品牌、借我们的分销网络出去替自己说话:他们其实不赖;我们还没做到 1000 万美元 ARR,但他们更有耐心,也愿意让别人耐心一点——我们就是他们的“证言销售员”。
所以我认为大家开始意识到:哇,50 万美元买这么一张保险单,不亏。顺便说一句,我们并没有做那么多 800 万美元的轮次,我们还在找 300 万、400 万的轮次。
Harry: 真的吗?那些轮次的估值波动很大吧?
David: 变化非常大。顺便说一句: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,那些炙手可热、巨额融资的 AI 公司做到了资本高效——恰恰相反,它们跟资本高效毫不沾边。这条路能不能走通,陪审团还在评议。
David 说热门 AI 公司“跟资本高效毫不沾边”,这在过去 12 个月已得到充分验证:头部模型公司 2025-2026 年的融资节奏已达半年一轮、单轮百亿美元量级;Anthropic 与 OpenAI 的合计年化收入虽突破数百亿美元,但训练与算力开支仍让自由现金流为负(以上为公开报道的量级口径)。另一面的对照同样成立:Cursor、Suno 这类应用层公司确实跑出了历史上最快的 ARR 曲线——“烧钱换速度”能不能成立,答案正在分化,而不是整体证伪。
Harry: 完全明白。在我们离开这个话题之前——你说自己不在最热最热的地方。做价值投资者常常得不到回报,有时还会被批评“自以为比市场聪明”,随便叫什么逆向都行。我的问题是:我们确实会想一件事——这项资产在未来的融资轮里还拿得到钱吗?如果它不是 AI,而是一家传统的企业 HR 公司,兄弟,挑个好日子我都募不到钱。这会影响你做种子轮的决策吗?
价格、无上限可转债与雪道外的创始人
David: 现在人人都在做 AI。今天说自己不是 AI 公司,就像说自己不用互联网一样——为什么不用最当代的工具呢?所以人人都是 AI,只是路径不同。有一种二次创业者会说:这个领域我太熟了,我做了 10 年、20 年 SAP 咨询,我搭了一个平台,但有一块依然烂透了。然后我用 Claude Code 捣鼓了一下——这是真事——我在用 Claude Code 捣鼓,我的 CTO 强得离谱,我们现在正把四五块拼起来。
Harry: 你会参与吗?
David: 那是个 2000 万美元估值上限(cap)的项目。这样的项目我们看到一大堆。所以“才两千多万”这个说法——我不是说我们不做,你很清楚我们天天都在做。但我们也看到另一些创业公司,它们所在的地方感觉像雪道外,可你再一看,这一次它已经值几百亿美元了。
Harry: 这两年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价格前所未有地不重要,唯一重要的是你在今天真正的赢家身上。你听到这话是什么感觉?
David: 你需要赢多少,这个量级取决于你的买入价格,这是纯粹的数学。所以种子阶段的无上限可转债很糟糕。我不是说我们从来没写过——很遗憾,我写过一次。那两位创始人非常出色,我相信他们会做得很好。
无上限可转债(uncapped note)是种子期常见的可转换票据形态:投资款先以债权或 SAFE 形式进入,等公司下一轮定价时,按约定的折扣或估值上限(cap)转成股份。“无上限”意味着不设 cap——投资人提前一年出钱,却要按下一轮的市场价转股,放弃了早期风险本该换来的价格补偿。这正是 David 说“从风投角度说不通”的原因:风险你扛了,便宜没占到。
Harry: 你后悔吗?
David: 一点不后悔,因为我珍惜这段关系。但从财务上讲,我们会做得一样好吗?那家公司真正定价时会是 1 亿、3 亿美元的估值。你提前一年进场,却要按那个价格付钱——从风投角度看,这说不通。而且现在“入场资格”正在被贩卖。常春藤名校(the Ivies)——斯坦福一直这么干,现在 MIT 和哈佛也在这么干。你就是想待在那个局里,有时候你真的得把这想透,我们在那里说过很多次“不”。顺便说,我们大概会后悔那些被我们拒掉的项目。
创业正常化与 CEO/CTO 的炼金术
Harry: 我们看到 YC 把创业这件事职业化了,几乎变成了一种常态——尤其对某些大学、某些项目的毕业生来说。创业在今天变得如此容易、如此“正常化”,你担心吗?这对我们这行意味着什么?
David: 担心。创始人太多了,对吧?这几乎成了法定标配(de jure)。但我认为企业家变少了。等潮水退去,人人都会说“我早就知道”“我早就说过”,可没人知道潮水什么时候退。而成为企业家所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:坚韧、点燃别人的能力、爬学习曲线的能力。我无数次见过 CEO 和 CTO 轨迹的分野:CTO 在公司 50 人以内是黄金搭档,但到某个节点你会发现,其实我们可以引进更强的技术能力。
如果是个好的创始 CTO,这个人会变成一把瑞士军刀,被派往各种岗位。而 CEO 要走上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:学会管理,学会让座位上坐满人(bums on seats)。
我想到 PillPack 的 TJ(TJ Parker)、SeatGeek 的杰克(Jack)这样的人,他们都脱胎换骨了。一周前我和 Suno 的米奇·舒尔曼(Mikey Shulman)喝了一小时咖啡,我问他在干嘛,他说:“我 30% 到 40% 的时间都在招人。”几十年前我曾受邀和杰夫·贝索斯(Jeff Bezos)共进午餐,席间一位比我聪明的人问他:“你的时间都花在什么上?”他说:“我 50% 的时间花在让人坐上座位。”这句话我记到今天。这就是 CEO 的旅程、企业家的旅程。很多创始人走不完这条路。
Harry: 我认为投资人最常犯的错误之一,是因为不喜欢另一个联合创始人而拒绝一家公司。而真相是,那个你不喜欢的联创往往三年后就不在了。你不喜欢他,因为你觉得他不够好、不如 CEO。那么,如果你认为 CEO 极其出色,但 CTO 不达标——或者那个兼任联创的销售负责人不够强——你会投吗?这方面你有什么教训?
David: 很少,我们越来越少这么做了,你的逻辑是对的。但在那么早的阶段,我们找的是“一整套”:我在找 CEO 与 CTO 之间的那种魔力——我真的用“魔力”这个词:我希望 CTO 有点魔术师气质,CEO 是个好销售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组合。
我同意你的看法:CEO 是好销售、是真正的企业家,这其实更重要,因为 CTO 这个角色视业务复杂度是可以替换的。但在这种情况下,我说“不”的次数多过说“是”,其中一些我确实后悔。两位创始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很重要。早期我看的就是这种互动。某种程度上,我想复制我热爱过的那些合伙关系——我在寻找某种“炼金术”。
你们不必一模一样,不必能接对方的下半句话——其实我更希望你们不同。但你们有多对齐?对彼此的能力有多信任?我职业生涯里见过这种炼金术,一只手数得过来,四五次。而当它发生时,正是因为那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所以我会非常仔细地盯着这一点。
Harry: 你喜欢的创始人类型变了吗?尤其是这几年?
David: 我们团队确实明显转向了深度工程背景的人——从 DeepMind 出来的、从 Gemini 出来的。
Harry: 这算一种转变吗?你觉得这是个教训吗?
David: 我觉得是这样:年轻、能量、专注、聪明,把这些打包在一起,就是一剂令人上头的组合。看到“经验”,我会想:我们得给这份经验配上什么?有些领域——SaaS、企业级 SaaS 当然如此——经验很重要:你学过教训、懂市场、懂买家是谁,虽然买家也变幻莫测。但你有没有那份专注和能量?
我看到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——顺便说,这其实是一种心理画像(psychographic),我不想显得年龄歧视——那种专注和强度的心理画像可以延续几十年。但在早期阶段,它有种特别的东西,就是让你觉得:哇,我想参与其中。这一点至今非常打动我。至于“关系总会再有”之类的理论,理论上很美好,但兄弟,你得走完这段旅程,你需要巨大的能量。
“三倍、三倍、翻倍、翻倍”死了吗
Harry: 我们再聊聊规模化这条路。刚才说到创始人变了、我们看的东西变没变。对我来说有一样东西变了——我为此惹过一身麻烦,那个叫 VC Brags 的推特账号前几天还把我喷惨了。我非常坦率地说:前几天我拒了一家公司,他们从 150 万往 500 万美元 ARR 走,再从 500 万往 1500 万走。
这已经不够了,对风投来说已经不够有意思了。很抱歉,资本是有机会成本的,我们有别处可投,这种速度不够快。那么,“三倍、三倍、翻倍、翻倍”(triple, triple, double, double)这条路死了吗?在今天的格局里,它还是一条风投路径吗?
David: 你说的是 15 亿到 50 亿美元?
Harry: 150 万到 500 万美元 ARR。所以你看着这家公司:150 万到 500 万、500 万到 1500 万、1500 万到 3000 万——David,四五年后我们也许到 7000 万。这还是一条风投路径吗?
David: 你知道,10 年期的基金最后要花 18 年才能走完,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耐心。当人们说“必须 150 万到 1000 万再到 1500 万”时,这是个机会——因为现实会打脸:有时成本翻倍、时间翻倍。Harry,SeatGeek 的股票我们至今还持有一股没卖。那是我 2010 年投的,如今它是全球前三的票务公司,只是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。
我们一些最伟大的公司,当年展现出巨大的潜力,但那个“150 万到 1000 万到 2000 万”的路径——我只问一句:他们在执行吗?反过来说,营收是唯一指标吗?有时进展(traction)体现在市场未必认的维度上,而你是局内人:某个客户的留存极好、支出是一年前的 4 倍、日活更多了——进展必须存在。坦率说,我们为了帮企业讲出融资故事,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展示不同维度的进展。
但那种“要么一夜爆发、要么去死”的思维,会制造出大量孤儿(orphans)。有时我看着那些叫“种子+轮”(seed plus)或“种子延期轮”(seed extensions)的融资,会想:这也许正是绝佳时机——当他们被抛弃、当大基金已经转身离开、他们拿不到钱的时候,机会也许就在那里。这不是我们真正做的事,但我看得出那是一个资本市场层面的机会。
Harry: 你还记得 Bullpen 吗?他们的生意就是专门做这种轮次。我一直觉得那是个有意思的商业模式。不知道他们做得怎么样,但他们给那些轮次定价、替更大的玩家定价。关键是,你承担的风险得到了充分补偿——他们对持股比例的要求非常激进。他们投了美妆公司 Ipsy,那是门大生意,只要中一个就能覆盖其余全部。David,我能不能问:你干这行 18 年,听到我这样的人说“1 到 5 太慢”“三倍三倍翻倍翻倍已死”,听到杰森·莱姆金(Jason Lemkin)在我们节目上说“得有 10 亿美元营收才算数”……
David: 10 亿美元估值?
Harry: 得了吧,那已经不算风投了吧?回顾你这 18 年的旅程,这算不算泡沫的顶峰?
David: 历史的、或者说老派的看法是:泡沫会越吹越大。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遇上的最大浪潮。
Harry: 我也是这种感觉。看看互联网、SaaS、移动、AI,没有两波是相似的。这波浪潮会留下“路杀”(roadkill)吗?
David: 天哪,会有一大片。你再看看那些数字:过去 25 年里前 500 家公司中,市值超 100 亿美元的不到 100 家。Harry,过去 11 年里你听过多少次“这次不一样”?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幸存者、没有会永远改变技术轨迹的公司——OpenAI、Anthropic、SpaceX,我们已经看到了,它们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Meta 和谷歌。
但是,哇,这就像好莱坞:95% 都不会留下来。这又回到了种子轮为什么有意思:我不必押中那唯一的一家。就算有 5 家公司值 5 万亿美元——你看 SpaceX、特斯拉(Tesla)、Meta,加起来已是数万亿美元,再加上英伟达(NVIDIA)——英伟达创立早于 25 年前,但即便只看过去 25 年,你还可以加上 Palantir、Palo Alto Networks——这大约是 5 万亿美元市值;剩下那 495 家,平均 26 亿美元。
我们当然希望每一笔都像 Shield AI、像 Suno,但如果你持有 26 亿美元结局的 5%,你就回本了整支基金;5 亿美元的结局也同样惊人。所以我认为种子轮没死。
种子轮只是拥挤了,某种程度上高度商品化了,我自己都感到被商品化——这话我说过很多次。品牌和分发——你的被投组合、别人替你说好话——只能帮你换来一个上牌桌的机会。
David 的算术很优美:前 500 强中位数 26 亿美元,拿到 5% 就回本整支基金。但反过来看,这套算术的前提同样苛刻:你得在几千个申请人里筛中那 500 家,还得在机构第一轮就拿足 5%——而 95% 的“路杀率”不只适用于创业公司,也同样适用于做种子的基金自己。“种子轮没死”和“种子轮拥挤到商品化”是同一件事的两面:当“中位数结局即可回本”成为共识,所有人都涌进来抢那 5%,入场价格水涨船高,算术本身就会失效。
大平台的看涨期权与 95% 的创业者
Harry: 但如果都商品化了,价格不就成了唯一的区分标准?而价格一旦成为区分标准,大平台就赢了。
David: 问题在于,大平台买入的是看涨期权(call options)。
Harry: 这对大平台是好事吗?对 LP 是好事吗?还是对创业者是好事?
David: 对 95% 的创业者来说,恐怕不是好事。
Harry: 为什么?
David: 你拿到的更多了。
Harry: 我同意,我只是唱个反调:你拿到了更多钱、更高的价格,对接你的多半是个更资浅的 VC,他放手让你干活、不妨碍你。这不正是所有创业者想要的吗?
David: 听起来很美妙,对吧?问题是,那个更资浅的创业者会离开,你就成了孤儿(orphaned)。
Harry: 你是说更资浅的风险投资人,对吧?
David: 对,抱歉,说岔了。那个大基金里的总监(principal)会离开——自己创业开基金、跳去另一家基金,这种事一直在发生。于是当初投你的那个人失去了授权(mandate):他没法坐在合伙会议里说“我们再投 500 到 1000 万、再翻一张牌”,因为你的“靠山”已经走了。
顺便说,我这是在唱反调,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发展,我只是给你看另一面。接下来,你的 ARR 没做到 100 万、500 万、1000 万、1500 万——随便你怎么划线——你就是没做到。于是你被忽视了:大家会说“集中精力照顾真正的赢家吧”。而你那家值 20 亿、30 亿美元的公司,95% 的情况下“继续加注的授权”已经死了,没了。
这就是大多数创业者最美妙的地方:他们从不觉得自己会在那个类别里——“我是那 5%、那 2%”。这也是我们爱创业者的原因,但统计数据对你极其不利。所以我虽然讨厌把自己想成他们的“保险单”,但我确实认为一些创业者是这么盘算的,而且现在圈子里也隐隐有种共识:FC 是一张很好的保险单,你想让他们在轮次里。花 50 万或 100 万让 Harry 或 David 上车,成本很低。
基金规模的诱惑:贪婪的是回报,不是管理费
Harry: 你真的不动心多募一点吗?每一支自我约束的基金——包括 Benchmark,那个历史上风投纪律的化身——都募了 15 亿美元的成长基金。我还接触过另一家非常自律的成长基金,他们也在募几十亿。所有曾经说“不”的人都意识到:场上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得有钱。你真的不多募吗?
David: 如果跟你说我们从没讨论过这事、它从不让人心动、我们不会反复回到这个话题,那就不诚实了。做逆向很难,当这么多钱四处流动时,说“不”很难。而我们的结论是:GP 一直是基金里最大的 LP——我们贪婪的是回报,不是管理费。
“GP 一直是基金里最大的 LP——我们贪婪的是回报,不是管理费。” "...the GP has been the biggest LP and we're greedy for returns, not management fees."
▍点拨:这句话是整期访谈的题眼。风投行业的隐形利益冲突在于:GP 可以通过堆规模、堆期数,靠管理费过上富裕生活,而不必真的为 LP 赚钱。David 把 GP 自有资金放到最大 LP 的位置,等于亲手拆掉了这条退路——基金不赚钱,最痛的是自己。判断任何基金管理人时,先问这一句:他贪婪的到底是哪一头。
Harry: 你们现在占基金的百分之几?
David: 至少最近几支基金里,我们是最大的 LP——没有任何 LP 比 GP 更大。我们和 LP 的利益高度一致。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?这就是你那个问题的答案——也许是错的。说真的,如果你做一番分析,可能会得出结论:这太疯狂了,你们把太多钱留在了桌上。但我们对策略非常自律,对 DPI 非常自律。
用巴菲特的框架看,Founder Collective 的结构设计几乎是对着“代理人问题”逐项拆除:GP 是最大的 LP(利益一致)、不募集超出策略需要的规模(放弃管理费红利)、不领投后轮(不与创业者争价)。巴菲特挑经理人时最看重的是“他们像你一样思考,还是因为薪酬结构而思考”——David 显然属于前者。代价也真实存在:放弃了本可收取的数亿美元管理费,这是只有“把投资当手艺而非生意”的人才愿意付的价格。
Harry: 可是只要看看你——抱歉,我又要唱反调了——你手里有 Coupang、Uber、Trade Desk、Shield、Suno。再加一支 3 亿到 5 亿美元的工具,接着干就是了。你当然早就知道米奇很棒、TJ 很棒、这些项目都很棒。这个对话当然有它的道理吧?
David: 正因为它是个理性的对话,所以它总会被提起。然后你回到那个问题:谁想干这个?合伙人团建(offsite)上有人问:谁想做这事?我心里想:天哪,我爱的是早期阶段,我也许会做一下。顺便说,我也是个机会主义者,我自认是某种意义上的价值投资者。对我来说,有趣的时机是没人愿意出资的时候——为什么?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很棒;或者那是个消费项目,我知道消费品的倍数低,但这是一台互联网获客机器,而这些创始人比谁都擅长获客。所以我不在“热、热、热、冲、冲、冲”的那一边,我对那个基本免疫——我甚至为此痛苦。
Harry: 我太喜欢你了,就因为你比我矮那么多。但我想说的是: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,可以比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。看看今天的 Wix:21 亿美元营收、21 亿美元市值。这个例子再好不过——理性显然存在,但没用,市场就是市场。如果消费赛道拿到的定价就是那个水平,我的获客机器再好也改变不了。所以我的信条是:不与逆流搏斗,我就在顺水的泳道里游。我错了?还是我只是错过了一个逆向的节拍?
David: 不,这件事有太多种做法,而且很多人做得很好。有些大基金的回报非常出色——前提是你在对的年份里。你看 Thrive、A16Z,他们有几支大基金的回报非常非常漂亮。只是 2020 年以后就没那么漂亮了——看 DPI 分析的话,2020 年以后的年份还胜负未分。当然,如果你像乔什那样拿着 SpaceX 和 OpenAI,那将是离谱到极点的一支基金,可那是何等的稀薄空气(rare air)。
这里面还有些争强好胜、独一无二的东西,经济上也许不理性,但“我在那家公司里、我是第一个、我不知怎么还开出了最大的一张支票”——对我来说,争这一口气是最大的快感:我从一开始就陪在那个创始人身边,我们几乎是为他们调转车头、他们要什么给什么。顺便说,这不等于我们现在不写 300 万、400 万美元的支票——我们在写。因为如果你想在一个你认为非凡的项目里拿到一定比例的股份,你开出的支票就得比以前大得多,所以基金的出手速度比以前快了。
持股执念与 pro rata 原罪
Harry: 你们现在的平均持股比例是多少?一直在降吗?我看我们自己的——我们最大的错误:看看 Deel、ElevenLabs,看看 Granola、Starcloud、Fractile,这些我们本来都能做,但只能拿到 1% 到 2%,所以全部因为持股比例被拒掉了。那是数亿美元的回报,就这么为持股比例牺牲了。
David: 我从没这么想过。该死。其他条件相同时,我是个资本家——我当然希望一开始多拿一点,但这不会是我拒绝一个项目的理由。我从来没有、从来没有因为持股比例拒掉过谁。米奇那单,我想把每一分每一厘都给他,直到他说:听着,这就是我愿意承受的稀释,再多一个子儿都不行。我们把能给的都给了他——他第一轮里的每一分钱。我们还把这项目给别人看过,顺便说,也给你看过。
Harry: 谢谢 David,我们本来不打算提这事的。
David: 后来 Matrix 领投时,那可不是个热门轮次,很多人都说了不,我们还是要了每一分钱。但我会因为持股比例对米奇说不吗?当你遇到对的人、你全情投入时,能拿到多少就是多少。
Harry: 所以 1% 到 2% 你也做,即使后续轮次你没有加仓空间。
David: 再说一次,我认为 pro rata(按比例跟投权)几乎是一种“原罪”。但如果别人都有,我认为我们不该被排除在外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轮次里,只有领投方才拿得到 pro rata——不是所有大股东都有,只有领投的那家有。在当前环境下我也不太认同这种做法,我认为应该一视同仁,平等对待你的投资人。但总的来说,pro rata 对创业者不是好事——它是顶在你头上的看涨期权。我们感觉每一次都得靠努力才能多投一点钱,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领投过下一轮——一次都没有。
所以我们的看法是:领投与否不该左右我们加仓的权利,如果我们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,对谁都不公平。
Pro rata(按比例跟投权)指投资人在后续轮次中按现有持股比例优先认购新股、维持持股比例不被稀释的权利。它本是早期投资人承担高风险的补偿,但在创业者视角里却像一份“顶在头上的看涨期权”:公司越好,老股东行权越积极,新一轮能分给新投资人和团队的份额就越少。David 称之为“原罪”,并主张在领投方之外一视同仁,正是在这一张力中选择站队创业者。
抢跑时代:框架纪律与“10 亿美元是新 A 轮”
Harry: 如今抢跑轮(preemptive rounds)这么多,精准地把钱集中下注是不是比任何时候都难?我们遇到过钱还没打出去、新的一份条款清单(term sheet)就摆在桌上的情况——还是不同的估值——而且现在这挺常见。节奏这么快,有效地集中下注是不是史上最难?
David: 某种框架真的非常、非常必要。这要感谢我多年来的合伙人:我们可以开更大的支票,但超过某个投后估值(post-money),那就真的不是我们的机会了。你可以事后看着后视镜说:天哪,Uber 我该加,Shield 我该加——对做到的人我只有敬佩。但框架能让你行动得非常快。这里要特别归功于埃里克·佩利,他总能建立某种纪律:随着轮次、势头、资金规模和环境的改变,投后估值的上限不断上调。但我们从不领投下一轮——整个历史上从没做过。
所以我们既不抢跑,也不说“我们来领投你的 A 轮、我们比别人更喜欢你”,但我们参与的能力一直都在。
Harry: 彼得·蒂尔(Peter Thiel)以前说过:如果每一轮别人做的上涨轮他都跟、只要是好品牌,他的成绩会好得多。你发现是这样吗?
David: 就这个时代而言——这是黄金的、黄金的时代——从数据驱动的角度看,大概是真的。如果我们在 Uber、Coupang、Shield 上跟投,随便你点谁,数据大概会显示我们做得挺好。但我们的看法是:那就得在每一家公司上都跟投。我认为绝对回报会更好,但基金的倍数未必更好。我不是无礼——框架不是这个风投周期的敌人。
“框架不是这个风投周期的敌人。” "A framework's not the enemy of this venture cycle."
▍点拨:蒂尔说“逢上涨轮必跟”能赚更多,David 承认数据上可能对,但拒绝照做——因为无纪律的跟投会把基金变成没有刹车的动量车。这句话的分寸感在于:他承认框架的代价(错过的 Uber A 轮、Suno A 轮都是真金白银),同时坚持框架的回报(行动速度、风险隔离、品牌一致性)。纪律不是为了每次都赢,而是为了可以一直玩下去。
Harry: 我觉得在“超过 10 亿美元什么都不碰”这种心态上变得僵化太容易了。但接下来这句你肯定不爱听——准备好打个寒颤了吗?我认为 10 亿美元估值就是新的 A 轮。你肯定会说:Harry,孩子,冷静点,看看事实。我们以前按 5000 万投后估值进场、赌它变成 10 亿——不算稀释就是 20 倍,简单粗暴。现在你在 10 亿进场,赌它变成 200 亿。我们手里的 Macaw 估值 200 亿,Cognition 260 亿,Cursor 卖到了 600 亿。
David: 卖掉了?
Harry: 这可是有流动性的。
David: 那么,也许 10 亿美元真的是新的 A 轮,不是吗?不过我觉得你盯着的是前 200、300 家公司。
Harry: 那不就是我们的生意吗?
David: 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那是动量生意(momentum business),而懂得怎么、以及什么时候快速退出其中一些项目,真的非常关键——那不是我的生意。我的生意是价值:早早进场,找到价值机会。当然也有些时候,是遇到一个让人上头的创始人,想陪他走这段旅程,但我不确定那些动量资产是你的“回本基金”项目。动量资产的难点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:能跑的时候你得跑向出口。就像你说的:你觉得那个创始人没那么强,或者估值远远跑在业务现实前面——但你问的是一个动量的问题。
Harry: 对。那一切都是动量吗?
David: 我得小心,别太不合时宜,因为我们确实投过动量——要是说没有就太不诚实了。你问“投过动量是什么意思”——我们内部的玩笑(in-joke)是:一旦涨过某个点,“我们撤了”。这也要归功于埃里克当年的那句话:我们已经拿走了 80% 的价值。如果我们做 Uber 的 A 轮、做 Suno 的 A 轮,还能再多拿 20%——而且不只是纸面富贵,我相信那个位置会有买家。所以事后看,我会问自己:是不是太守旧了?
顺便说,那些轮次我们甚至都没去争取参与。我们的想法是:我们的持股已经建好了,到此为止——我们不是那种投资人,我们在找下一个种子轮。Harry,我觉得我们俩是把迷魂汤喝到底了(drunk the Kool-Aid),而且喝的方式完全相反:你是“这个热,冲、冲、冲”;我是“我的基金更小,与其去拿个 5 倍、10 倍,我还能在哪里把持股放大很多倍?”当然,这个环境会让你事后看起来很蠢。问题是:这个环境还能持续多久?
你在为谁工作:主权基金、DPI 与提前五年进场
Harry: 还有一个问题——你的回报惊人,你为投资人赚了巨额的钱,但你挪动的现金体量很重要。乔什、埃拉德(Elad)和那些多阶段基金挪动的是数亿、数十亿,他们赚的现金体量更大。所以我明白你说的:领投 A 轮会拉低你的倍数。
David: 听着,这个游戏的玩法太多了。你提到乔什他们那几个人——他们打得太漂亮了,绝对的封神。
Harry: 很多 LP——我认为大错特错——不喜欢大平台,他们总是回到一个非常初级粗暴的想法:基金规模越大,回报永远越差。“永远”——每次听到“永远”都要小心。但看看我们见到的结局扩张:Cursor 600 亿美元,OpenAI 和 Anthropic 几年内就成为万亿美元公司——你会看到大平台级别的风投回报。你同意吗?
David: 总体上,不同意。我会问:他们的 LP 是谁?他们在为谁工作?有些案例里甚至不再是捐赠基金(endowment),而是主权财富基金。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投资机构要的是 IRR,他们不是用“基金翻了几倍”来衡量的。
这不是说 A16Z 和 Thrive 没有几支基金翻得非常漂亮——还是那句话,2020 年以后的年份,TVPI 摆在那里,有些简直像打了兴奋剂;但看实际数据,DPI 没那么漂亮。他们在为主权财富基金工作,给出的 IRR 很漂亮,而一些最大的捐赠基金如今已经成了零头(rounding errors)。
所以问题是:你在为谁工作?而我执着于和创业者的一致性——我们也在为自己工作,为 DPI 工作。基金做得越大,DPI 越难做。我图什么呢?一支接一支地募基金吗?回看我们的二期基金,关键词是应用型 AI(applied AI):看二期基金的赢家——Shield AI(顺便说,2016 年它就叫这个名字)、Varda、Whoop。
今天这些东西全都商品化了:硬件商品化、摄像头商品化、无人机——别说大疆(DJI)了,20 美元、50 美元就能买一架。关键是给这些彻底商品化的平台装上 AI。那是 10 年前的事,但当时这并不是“主题”。
你说的是一个“主题”周围的动量。而我想的是:10 年后、5 年后会有新主题,我们的工作是提前进到这个主题里。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,希望我已经有几颗球在门线上。而这些项目当年都不贵——从来都不贵。所以“用 AI”今天当然重要——我保证这些今天都叫应用型 AI 或物理 AI(physical AI)公司,物理 AI 遍地都是。我们的工作是提前 5 年、10 年进场,而那个地方从来不在动量所在之处,从来不是。
三个衡量基金业绩的指标常被混用:TVPI(总价值倍数)等于已分配加账面价值对实缴资本的倍数,是“纸面加现金”的总账;DPI(已分配倍数)只算真正回到 LP 口袋的现金;IRR(内部收益率)则计入时间价值,钱回得越快越高。David 的批评正是冲着这个差距:大基金的 TVPI 可能很漂亮,但 DPI 迟迟兑现不了——对把主权财富基金当客户的大平台,IRR 就够了;对把自有资金当最大 LP 的 FC,只有 DPI 是真的。
回报集中度、SeatGeek 信仰与 SaaS 末日
Harry: 你刚才说到二期基金,点了几个名字——Varda、Whoop、Shield。你的基金回报有多集中?我和 Altos 的 Ho Nam 聊过,他谈到 Roblox 带来的回报集中度,让我大开眼界。你的有多集中?从中得到什么教训?
David: 神奇的是,我们的回报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集中。看二期基金——先不说一期——Varda、Shield、Whoop、PillPack,其中大多数,我们都是第一轮机构融资里最大的、或并列最大的投资方。一点都不集中。再看一期基金:我们总聊 Trade Desk、Uber、Coupang,但一期基金里还有一开始就在的 Airtable——它在 SaaS 环境里遇到了些挑战;还有 Simply——全球最大的钢琴和乐器教学公司;还有 SeatGeek——一股没卖,至今还在一期基金里。
Harry: 为什么 SeatGeek 一股都不卖?
David: 我觉得到这份上已经是种精神信仰了,是宗教。
Harry: 衬衫底下还印着杰克的脸,对吧?
David: 那就绝了。这事我真干过,在我们的 LP 大会上。
Harry: 那一定非常好笑。
David: 当时杰克和米奇先后上台演讲,我提前跟他们说:给我做件 T 恤。然后我当场把衬衫撕开了。
Harry: 不过我其实有点担心一件事——我绝不是针对 Airtable,Howie(Howie Liu)很棒、很出色,产品团队一流。但你正在目睹各个领域领导者被蚕食——客气地说,Airtable 是这样;网络安全公司 Snyk 也类似,增长率和各项指标都在经历困难时期。
David: 流动性事件还没发生,蚕食就已经开始了。创新周期像打了类固醇,跑得太快,快到连流动性事件都来不及发生。
Harry: 这也让你担心吗?
David: 事到如今,Harry,你只要认真玩过 Claude 或类似的东西,就很难不产生我们都有过的那种顿悟。但你再看看一些 SaaS 公司、看看这场“SaaS 末日”(SaaSpocalypse):我们当年在 Olo 董事会上——Olo 上市的时候——会看着 Veeva 这样的公司,它现在市值大概 300 亿美元,已经从高点跌了至少一半。我们当时说:这就是最完美的公司,我们就要做这样的公司。所以看到那种市值蒸发,你很难不问:是不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?
我认为关键在最后那 5%。Airtable、Veeva、Olo 看起来很不一样:你嵌入得越深,就越难被取代——因为成千上万、数十亿的订单实时跑在你的系统里,性命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跑在你的系统里。嵌入得越深,我认为“SaaS 末日”就越被过度演绎;嵌入得越浅,显然越容易被连根拔起——被“玩玩 Claude”取代,随便你说哪个。但我认为我们低估了那最后的 5%。我心里那个逆向派——虽然这不是我的本行——会说:买一篮子跌掉巨大市值的顶级 SaaS 股票,你会做得不错。
David 口中“市值腰斩”的 Veeva 并非孤例:这家生命科学 SaaS 标杆 2021 年峰值市值约 550 亿美元,2022 年 SaaS 估值崩塌时一度跌去一半以上,此后又随业绩修复显著回升——“SaaS 末日”叙事在 2022-2023 年已经完整预演过一次,事后看被“连根拔起”的主要是嵌入浅的工具,深嵌关键流程的系统大多活了回来。2025-2026 年 AI 冲击下的第二轮 SaaS 抛售,至今仍在重复同一个问题:最后那 5% 的嵌入深度,到底值多少市值。
Harry: 你确实会——和我们每周一起做节目的罗里·奥德里斯科尔(Rory O'Driscoll)就这么干了。而我把钱放进了 Palantir,说我是“动量冲浪者”,结果我做得比他好。这就是难点:现金的机会成本太真实了。你可以待在价值这边、努力做个聪明人——长期看你大概是对的;也可以干脆做个动量交易员——短期看你反而是对的。如果时点踩得准,差别巨大。
投资信条:10 倍门槛与 nepo baby
David: 我们风格的差别,某种程度上回到了集中度上:我投的每一家公司,都是抱着“它可能是下一个 Suno、下一个 Uber”的希望去投的——真的是每一家。我从来不会投一家公司然后说:Harry,我投你是因为我觉得你能给我 10 倍。我不这么干。
Harry: 你不这么干?
David: 不。
Harry: 哇。
David: 我们投的每一家公司,我们都觉得:哇,这可能大到没边。
Harry: 杰森·莱姆金跟我说得很直白:我没聪明到能预测未来。我看的是:下一轮融资我能不能拿到 3 倍?如果下一轮能拿 3 倍,而且我真心相信这个 CEO 和 CTO 都很棒,我就进。
David: 我们用的是同一套逻辑,但标准从来都是 10 倍:如果我不确定有 10 倍,我就不投。我们团队会议的开场白是:“我爱它,因为……”(I love it because…)——如果你接不完这句话,你就不能投。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讨论每一家被投公司的。
Harry: 你听过最好的答案是什么?
David: 最近我听过最好的回答是:“我爱它,因为我为 Harry 着迷。”我每问一个问题,得到的答案都比预期好;每次追问,都没有对事实的回避。他从不说“我们是这个生意里唯一的一家”,他总是说“这会比你想象的难得多、苦得多”,还有“这个人要离开我了”这种坦白。我爱它,因为他们有执念(obsessive)、全力以赴、扎得极深,而我就是忘不掉。我绝不会说“我爱它,因为估值”。
顺便说,我们永远把估值放到最后。我们的顺序永远是:机会、市场、创始人——创始人永远排第一,这写在我们的名字里(Founder Collective)——估值永远最后谈。我不能说每笔投资我们都觉得“这是完美的估值”。事实上……
Harry: 很少有。
David: 对,很少有。我发现,最好的交易是双方都有点不舒服的那种。
Harry: 当然。
David: 当然。
Harry: 完全正确。
David: 顺便说,你也可以说“我爱它,因为对这个垂直领域的洞察”,或者“我爱它,因为它在一个商品化的生意里拥有别人无法匹敌的优势”。我现在正在写一篇文章,讲的是 nepo baby(靠家族入行的人)。我的结论是:我喜欢投资 nepo baby。
Harry: 什么?
David: 我正在写这篇文章。
Harry: 你为什么喜欢投 nepo baby?
David: 你看,TJ·帕克 14、15、16 岁就在父亲的药房里打工,他在那个垂直领域的优势比他自己知道的还大。米奇做语音 AI、音乐、音频——他们出自金融 AI 公司 Kensho,在 Kensho 干的就是这个:米奇、格奥尔格(Georg)和马丁·卡马乔(Martin Camacho)——马丁是 Kensho 的 CTO——他们一辈子就干这个。
他们不算 nepo baby,但 Rebar 的埃文(Evan)是。Rebar 做的是暖通空调(HVAC)的备料和报价。美国有超过 10 万名机械工程师,毕业起薪至少 10 万美元,而他们全部的工作就是对着图纸流程,为新的商业项目做报价。埃文就坐在那里——顺便说,他曾在叔叔的公司干活,那家公司在一次 PE 整合中被卷了进去。公司派他“去找找这事有没有 AI 可用”,埃文找了一圈:根本没有。于是他说:我要创办 Rebar。
我的意思是:有些人从小就在这些垂直领域里泡大,他看着他叔叔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——他这辈子好像就不可能干别的。我要说的是:他们拥有更大的优势,而且知道怎么用这个优势。
Harry: 我懂。不过先说清楚——在我的语境里,nepo baby 是家里有亿万信托基金的那种宝宝。你刚才一说,我脑子里全是“我可不想投那个在米科诺斯(Mykonos)的 Scorpios 俱乐部里挥霍老爸钞票的小孩”。咱俩对 nepo baby 的定义完全不同。
“Nepo baby”(nepotism baby 的缩写)原是 2022 年前后好莱坞的讨论热词,指靠父母人脉入行的“星二代”,通常带贬义。David 借用了这个词的外壳、换了内核:他说的不是信托基金宝宝,而是从小在家族生意里泡大的“行业二代”——TJ 在父亲药房里长大、埃文看着叔叔做暖通空调报价。用风投的话说,这是一种无法速成的“隐性知识护城河”:他们在简历开始之前,就已经在行业里积累了上万小时。
David: 我说的是那些“征服过一个垂直领域、在其中拥有巨大优势”的人。
Harry: 这个我完全懂。你说过 SeatGeek 一股没卖。退出时机的选择太重要了,这方面你有什么教训?我认为,这一代种子基金经理的成色,将取决于他们进入和驾驭二级市场的能力。
退出学:二级市场、稀释与现金速度
David: 有意思。你问这个问题的时点,恰逢我见过的二级市场流动性最好的时候。考虑到 IPO 减少、并购减少——至少到目前为止——这并不奇怪。IPO 市场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大概会开着,而这种窗口总会关上。
在前 100 名的名字里,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好得惊人,而且你的持仓可以相当高效地定价:看一轮报价——二级给我打七五折,那它实际值的可能不是 10%,是 7.5%。前 50 名里,很多报价至少是上一轮的每股价格,一分折扣没有,因为很多大玩家——比如黑石(Blackstone)——没拿到自己的 pro rata,正在二级市场上扫货。
我见到的大部分确实没有折价,甚至见过溢价——因为内部人知道还有一轮要来。
说到你之前提的动量:我们那些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公司里,有过这样的情况——12 月刚关一轮,董事会已经在聊 3 月的下一轮了。我们有时不在董事会里,但从二级市场的动量里就能看出来。不过 Harry,那是极其稀薄的空气,我得说清楚:绝不是所有公司都这样——任何时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。但在这种情况下,基金管理的差异就体现在你何时做二级减持、何时给出 DPI。
即便在头部项目里,有时也该卖掉 20%——如果能因此回款 25% 的基金,尤其是一支较新的基金。如果是一支 2024 年的基金,能先回 25%,为什么不呢?你依然看多,还握着 80%。我觉得我们对“现金速度”(velocity of cash)想得太少:是的,也许还能再翻一倍,但如果要等 5 年、加 IPO、再加 18 个月锁定期——天啊,现在就把那 50% 给我。我宁愿要眼前的确定性和 DPI,也不要“六年半后也许翻倍”。这不是精确科学,我复盘过各种方向。
顺便说,最好的结果是:你卖了 20%,然后证明你卖错了——那太棒了。
Harry: Uber 的减持你做得好吗?
David: 事后看,我们大概卖得早了点。那是早期,这家公司估值快到 100 亿美元,有个机会可以减一点,而你当时还是个新手。而且——抱歉,这话听着刺耳,你尽可以骂我——那个时候的 100 亿美元比今天的 100 亿美元值钱得多。
Harry: 是。你们在 100 亿时清仓了吗?
David: 没有,绝对没有。IPO 时我们还是净多头。
Harry: 有件事挺让人难受的:退出事件发生了,然后你看着回到自己手里的数字,心想:什么?钱都去哪了?我认为今天,惊人的稀释程度正在被“正常化”,比任何时候都严重。你看到了吗?担心吗?
David: 稀释这事挺有意思。看 Whoop 和 Suno 的对比:我们为能投中这两家而无比自豪。但 Suno 的旅程非常快,所以它的稀释低得多——部分原因就是势头太快;而 Whoop 是硬件,花了很长时间,一路融了很多钱——我们为这家公司骄傲到极点。但有些公司的稀释之低真的不可思议,因为投前估值(pre-money)涨穿了天花板。
“现在把 50% 给我,好过六年半后也许翻倍”——这是巴菲特“一鸟在手”原则在风投退出上的精确应用,但多数基金经理做不到,因为“持有到翻倍”的故事更好讲、更利于募下一支基金。David 把 DPI 置于叙事之上,本质是把 LP 的再投资机会成本算进了决策:锁定 5 年加 IPO 再加 18 个月锁定期的“也许翻倍”,年化后往往不如落袋的确定性。芒格会说这不是数学问题、是激励机制问题——而 FC 恰好把激励调对了。
Harry: 我们还看到很多稀释很低但金额巨大的轮次。比如 Ramp 那种:按 400 亿估值融 5 亿;还有那种 10 亿估值融 5000 万的。你怎么看这些现象?
David: 对创始人来说这是天才般的产品,他们绝对应该利用它。这是“持续融资”的正常化——融资频率越来越高。
Harry: 你怎么看这种现象?
David: 这会往所有方向传导。你必须持续拿出成绩,必须挤进最稀薄的空气里。而且对我们这种位置的基金来说,这种局面里大概还有二级市场的机会——我们会盯着。再说一次,我们进场极早,到了那种数字、那种动量的时候,我们反而在考虑卖掉一小部分持仓。
Harry: 你觉得 LP 变了吗?我的意思是:我现在和很多 LP 聊,说实话——随便我们怎么讲——他们又回到了要 TVPI、要大数字的时代。没错,他们也要 DPI,他们永远要 DPI,但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还是 TVPI,还是“哇,你投了这家闪亮的名字”——Lovable、Legora、Macaw。你觉他们变了,还是同一种动物?
David: 变化很大,因为 15 年前在做 LP 的人和现在做 LP 的人不一样了。你必须有某种配置,而大基金为大型捐赠基金和大型公共投资机构提供了“容器”。想想那些陪了我们很久的老 LP:很多现在有了最低支票额——对他们来说我们太小了,“一单放不下 5000 万美元就不做”。我认为这反映的是整个环境的膨胀。也确实有一帮人真的需要 TVPI,尤其是母基金,因为他们要向自己的出资人兜售这些数字。
顺便说,我们见过母基金把整支基金拿去做二级交易。我们会惊呼:天啊,你在二期、四期基金里,你怎么能卖?但答案是:这不是你的故事——你在这支基金里只是个零头,而基金里有三四个好名字。我猜他们是想给 LP 提供流动性,好募下一支。所以——跟你说个比单一名字更夸张的——我们见过整支 10 亿美元的基金,轻轻松松整体出售,或者把基金纵向切片卖掉。
这背后的实质是:围绕风投的金融工程变得复杂精密得多。我不知道这对创业者是不是好事。也许是——因为各个方向上的流动性都多得多。如果你是赢家,这很好,因为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自己的二级市场;如果你不站在赢家一边,整个生态系统会非常棘手。
Harry,顺带说一句,这事我在节目上也跟你聊过:除了在非常成熟的组合里考虑一些二级减持,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极少。美妙之处在于:我不是一只金融动物。归根结底,我是一只好奇的、企业家型的动物。我在找的是那些“魔术师”、那些“探路者”(wayfinders)。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的问题:我在寻找下一次成功、下一个高潮。我在寻找下一个诺亚·格拉斯(Noah Glass)——那种极度专注、有愿景、绝不接受“不”的人。我 90% 的时间花在这上面,连 LP 管理都没花多少时间。
创始人忠诚度与没人告诉你的赚钱真相
Harry: 你觉得现在的忠诚度比过去低了吗?你刚才说到专注——创始人这边:你看现在的创始人,天使投资组合比我们基金的组合还大;他们搞自己的副业基金;他们同时做两家公司;他们常常 6 个月、12 个月、18 个月就离开。专注度和忠诚度是不是史上最低?
David: 我们确实看到过这种证据。但我们也见过另一种人:远远撑过了理性的极限,仅仅因为执念。所以在边缘地带,你会看到这两种人。我们见过一些所谓的“创始人”:他们算是创始人,但请了 CEO 进来,自己去做执行董事长(exec chairman),动用自己的品牌势能。我得说,该怪我们自己——我们也曾被晃花了眼,参与过一些这样的项目。你会想:第二次创业了,这个人还会坚守吗?也有些情况纯粹是“长得不够快”,于是出现了遗弃。
不过我还是认为,这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极少数现象。人们很容易外推说“这是个趋势”,可能是我太盲目乐观(Pollyannish)了。但总体上,我看到的创始人都想把它做成。二次创业者有点藏在你这个问题的背后。真正的问题是:如果你已经非常成功,什么才能打动你?总体上,我们在“第一次做得没那么好”的二次创业者身上做得更好——他们做得还行,第一个百万美元确实改变人生——但他们依然饥渴,学到了教训,有一两个人愿意陪他们走下一程,他们很着急。这比那些“大获成功然后说再来一局”的人要好——因为后者会无聊,会觉得“不够大、不够快”。
Harry: 有什么是没人知道的?你已经非常成功了。关于赚钱,有什么是你希望早点有人告诉你、而没人知道的事?
David: 你会慢慢发现:真正重要的是善意,是我们如何对待彼此,是我离开你时你是什么感受——其余的都是浮云。在某种程度上,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遥控器。事实上,“得到你想要的一切”的入场价已经低到离谱:你想让车来,车就来;想让饭来,饭就来;想订机票火车票,随手就订。上周早些时候,飞机延误了,我就在美铁(Amtrak)的 App 上,两秒钟后叫辆 Uber 改去宾州车站(Penn Station)。我们能随心所欲得到一切的程度——你甚至不需要多富有就能得到——简直疯狂。
结果是,我们的期望值涨穿了天花板。我觉得这不只是你和我,这是那个永恒的公式:满意度 = 感知 − 期望(satisfaction = perception − expectation)。现在更容易不满足了,因为期望值太高。走进一家五星级酒店,你的期望值巨大;走进一家三星级酒店,期望值低得多——把这个公式外推到今天的整个生活。所以人很容易恼火。解药是停下来一秒,问问自己:今天我离开 Harry 时,他会是什么感受?他有没有觉得我给了一个真正的拥抱、我是善意的?
我五十多岁的人生课题就是这个:我如何离开一个人?如何离开这个世界?如何离开一位创业者?是为最后一个百分点争得面红耳赤,还是“这段旅程太棒了”?我一直认为,世上有消耗能量的相遇,也有补充能量的相遇。而你如何离开一个人,决定了别人如何记住你。
平台更替与泡沫:谷歌杆位、OpenAI 终将被颠覆
Harry: 在快问快答之前,我还得问一个:OpenAI 和 Anthropic 会如何改变这个格局?它们的体量太惊人了——两家都会是万亿美元以上,甚至可能接近两万亿。你觉得这会怎么改变格局?
David: 我想稍微退一步看这个问题。(译者注:此句原文“I think that's a little better”语义不通,疑为 Whisper 误听,按上下文疏通。)我记得当年微软和谷歌的官司没完没了,盖茨说:我们是可以被颠覆的(disruptable)。
当时大家都在想:谁能颠覆微软?结果谷歌就是谷歌。然后你问:谁可能颠覆谷歌?再看看 OpenAI 和 Anthropic——哇。退一万步说——而且远不止这些——你看流量漏斗的顶端、人们开始搜索的地方:你上一次从谷歌开始搜索是什么时候?这种位移简直不可思议。而这个环境、这个生态系统里的好消息是:它们也终将被位移。平台已经彻底变了。
Harry: 你觉得谷歌已经被位移了吗?
David: 不,我认为谷歌是净赢家。
Harry: 微软被位移了吗?
David: 我认为微软在 AI 上总体上做得很烂。谷歌反而占据了杆位(pole position)——因为它们就来自那个环境:“带上下文搜索”的能力、“带上下文应用 AI”的能力强得不可思议。但它们也得拼了命去争。微软呢,我看不出它们回得来——和前三四名比,它们的 AI 感觉是二流的。所以平台更替是真实存在的。平台一直都在:你可以说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都是平台。你能在平台上做得好吗?当然能,绝对能。
Harry: 你觉得这会带来海量的风投资金吗?退出产生的巨额回报会回流给 LP,然后他们再把这些钱砸回风投?
David: 顶部的回报会高得惊人——必须是。而这些资本会外溢到风投和各种投资里。你前面提到天使投资。我觉得还有奢侈品——比如,如果你持有一处豪宅,我觉得……
Harry: 旧金山房价,我的天。
David: 旧金山就是罗马。我六周前刚去过,旧金山和湾区——而且主要是旧金山——又回到了打兴奋剂的状态,就像去罗马一样。当人们唱衰美国——在我心里它依然是全世界最适合风险投资的国家——我会问:你上次去旧金山或湾区是什么时候?因为那里现在疯狂极了。当然,接下来永远是有繁荣就有崩盘,某个时点会有大量资本从系统里撤出。
Harry: 我们正走向另一场互联网泡沫(dot-com)崩盘吗?
David: 肯定。“会不会”不是个问题。
Harry: 什么时候?
David: 没人知道。会不会有大量资本、大量收益从系统里出来、再被投回风投?而且未必是经典的风投结构,可能就是天使们到处撒钱——其中一些天使认识曾与他们共事、为他们工作的人,他们会……我认为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传统风投。这正是我们的挑战:在替代品这么多的环境里,如何保持自己的相关性?
Harry: 快问快答前最后一个问题:你认同那个普遍担忧吗——更小的团队、就业岗位被取代、人类在劳动力中的参与前景堪忧?
David: 创业的底层条件正变得越来越好。我记得当年从服务器转向云:哇,这一切居然免费——安全、服务器,统统不用管,上云就行。再看看 AI 和这个基础平台层把你托举到的起点:用极少的人做成惊人的事。我们确实在关注不到 10 个人的公司做出很大的成就。
至于 AI 会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——你看现在很多领导者都同意这个观点——我的答案是:不会。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巨大的生产力提升。像每一波浪潮一样,会有“有”和“没有”的分化(haves and have nots)。如果你不训练、不上手玩,你就会落后——这也是年轻人有优势的部分原因:刚出校门,如果你一直在捣鼓、在玩,你就熟悉这些工具、会用这些工具。过去“有”和“没有”的分界线是数据——我和 Olo 的诺亚·格拉斯整天聊这个:拥有数据、用好数据的价值;顺便说,如果你不去富化你的数据,这份优势就是你亲手丢掉的。
现在,“拥有这些工具”的价值正变得越来越二元。
但我确实相信,你会看到一批批的人被重新训练。我认为这在全球范围内发生,而且是低成本环境里的机会——不在欧洲、不在美国、不在北半球的地方——你可以把人的技能培养起来,再以巨大的成本优势向全世界输出这些技能。
我担心的是:训练(train)比重训练(retrain)容易得多。22 岁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宿舍里捣鼓 Claude,他们不算完全的“AI 入脑”(AI-pilled),但心智对它足够可塑,他们会很厉害;相比之下,45 岁的西蒙或克莱尔,一辈子都在做会计工作,心智就没那么可塑。西蒙和克莱尔唯一的优势是:他们在垂直领域里有知识、有相关性。所以在销售上,有时他们反而是很好的销售——如果你把东西卖给“另一个自己”。
这也是我对服务业感兴趣的一个主题:有些东西你不会从“你”这里买。你总想在某个时刻见到你的审计师。你可以说“我知道我能做得极好”,但到了某个节点,你会希望我亲自来看看你,让你知道:我没有把这一切丢给 AI,我是真的懂行。
所以我认为,会有“垂直领域相关”的人能继续胜任销售工作,很多行业里关系依然重要。到一定程度:一笔 1000 美元的小合同,你可以让 AI 替你起草;但如果是 1 亿美元的诉讼,你会想看着我的眼睛说:“Dave,你十年的经验,我现在就要。”所以我认为,懂一个垂直、在那里有相关性,是有价值的。在服务业里,会有大量的人依然被需要,去做“人类界面”的那部分工作——顺便说,我认为这对英国这样的经济体是好事。这部分不会消失。消失的是大量过去的苦活(grunt work)和它背后的人力。
在服务端,我认为这是一场“时间扩张”的玩法:很多过去请不起律师的事,你会用 AI 做,并从中获益巨大。这就是时间扩张。保险也是——很多行政事务,比如人寿保险,直销的人寿保险本来就不少;但在更大金额的项目上,让一个“懂行的人”做界面,依然有它的位置。
一单答案值一亿美元:模拟市场、中美竞速与光子计算
Harry: 有件有意思的事。我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创始人 June,他的公司 Simly 做的是模拟(simulation)市场。他说:未来会有公司愿意为单个模型的结果花 1 亿到 2 亿美元,因为那个结果太重要了——一次查询的输出。我当时想:哇,那是个很有意思的世界——你会花 1 亿美元让 Anthropic 告诉你一个问题的答案。
David: 愿意花这种钱的组织,体量得有多大?
Harry: 宝洁(P&G)、可口可乐(Coca-Cola)、英伟达、Visa,随便你点。Visa 赞助世界杯买个 10 年独家,值不值?
David: 有道理。我认为政府和国防组织会花钱做某种“关于未来的数据推演”——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方向。
Harry: 你担不担心——特朗普对生意是好事,对其他一切都是坏事?这两者在你脑子里能共存吗?我作为局外人,纯粹好奇。
David: 我认为人必须同时容纳多个真相。问题是:是特朗普创造了这个环境,还是他恰好赶上并收割了这个环境的功劳?我认为所有总统都一样:他们上任时环境已在那里,功劳却记在他们头上,而环境是很多年前造就的。让 AI 在美国自由生长,总体上对美国科技业是好事;缺乏护栏到什么程度会出问题,另说。但净算账:对生意好,就是对美国好——我记得罗斯福说过类似的话,历届政府都是这个口径。
顺便说,我认为科技圈当年对拜登的反感也是这个原因——不论真假。很多圈内人跟我说那是胡扯:拜登其实非常亲商。你看对能源的补贴,看今天的特斯拉——关于埃隆我有点想不通的地方就是:马斯克从拜登政府拿到的非稀释性政府资助是巨额的。所以不谈政治,净算账: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是亲商的,这个国家正在收获回报。
世界上有两个 AI 超级大国。顺便说个你可能不知道的:19 世纪 20 年代,中国就是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。
Harry: 不,我不知道。
David: 是的。后来是英国取代了中国——很大程度上靠工业革命——然后美国取代了英国。《经济学人》(The Economist)登过一张相关的图。但在 19 世纪 20 年代,全球 25% 的经济产出来自中国,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机器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,确实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,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围绕 AI。AI 流进的不只是产业,还有国防——作为 Shield AI 的第一张支票、早早看着它走到今天的人——美国需要 AI,因为我们的对手已经在类固醇般地获取这一切。
说实话,我现在对中国感到恐惧:看看他们开源模型的力量和强度。这又回到微软和谷歌被颠覆的逻辑:还有什么不可能?你要知道,Anthropic 和 OpenAI 也会被颠覆——这是毋庸置疑的,我们整个职业生涯讲的就是颠覆,那些平台从来不会永远待在那里。
Harry: 它会从哪里来?
David: 极有可能来自中国。它正在路上,百分之百。
“极有可能来自中国。它正在路上,百分之百。” "Excellent chance it comes from China. It's coming. 100%."
▍点拨:一位住在哈佛广场、给美国国防 AI 开出第一张支票的投资人,对“颠覆者来自哪里”给出百分之百的笃定,这比任何地缘政治报告都更有信息量。支撑他判断的不是情绪而是结构:创新周期在加速(在位者没时间坐稳)、中国开源模型在追赶、研发投入与监管环境此消彼长。对读者的直接推论是:押注任何“在位者护城河”时,都要把“中国开源方案平替”写进风险清单。
Harry: 天,他们连“在位者”的地位都还没坐热,就已经要被中国的开源模型掀翻了。
David: 这又回到了创新周期速度的问题。顺便说,我们还没谈底层算力呢。看看光子计算(photonic computing),看看正在到来的东西。当年你看英特尔(Intel),觉得它永远不可能被颠覆;然后是英伟达——简直不可思议。那什么会来接英伟达的班?就是现在的光子计算玩家:不再是电子,是光子。你看数据中心,能用光纤的地方都已经是光纤了——每一个连接件都是光纤,唯一没被攻下的就是芯片。接下来你会看到光芯片(optic chips),能耗低得多。所以当人们谈论数据中心的能耗黑洞时,这种情况会改变。
以我的判断,10 年内——我不是主题型投资者,但我深深相信现状永远会被改写,没有什么是永恒的——光子计算正在路上,它会是英伟达的颠覆者,或者英伟达会把这些公司买下来。
光子计算颠覆英伟达的叙事很性感,但反过来看,隐形门槛恰恰是 David 自己提到的那条:资本强度。芯片是数据中心里唯一没被光纤攻下的环节,反过来说,它也是护城河最深的环节——CUDA 生态、先进封装产能、客户迁移成本,每一项都以十年计。历史上“更优技术”败给“够用技术加生态锁定”的案例比比皆是,英特尔当年也是这样看 GPU 的。光子计算更可能的剧本不是“颠覆”,而是被英伟达收购整合——David 自己也留了这条后路。
Harry: 好。不过建一家光子公司的资本强度——能源公司也一样,我们也投了一些——比过去的技术高太多了。又回到我那个观点:你需要更多的钱。
David: 这正是美国可能掉队的地方。看看中国在能源效率和能源研究上的投入。我认为我们投得不够——这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负面:我们需要多得多的钱投进研发。有种观点认为大学在挥霍这些钱,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。但别忘了,很多 DARPA 式的研发会渗透进经济的每个角落,我们需要更多那样的研发。其中一些我们亲眼所见: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,那里有全球最好的研发机构——MIT、哈佛、东北大学、波士顿大学、波士顿学院。砍掉这些最终会回流到社会的投入,我认为是有问题的。
Harry: 完全同意。不过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政策和监管。中国的政策和监管几乎等于没有——就是没有。这意味着你可以坦率地说:建得更快、部署得更快。
David: 欧洲最差,美国也够呛。我不做生物科技,但我和做生物科技风投的朋友聊,他们现在三天两头飞中国。因为在那边,研发、授权,几乎什么都行——公平地说,也不是完全的“法外之地”,但草根层面的活跃度高出太多了,而这很大程度上与监管环境有关。
“做生物科技风投的朋友三天两头飞中国”在 2025 年已是公开的行业现象:据公开报道,2025 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(license-out)交易总额创历史纪录,多笔单笔数十亿美元级别的交易落地,辉瑞与三生制药的合作(首付款超 10 亿美元、总额约 60 亿美元)是标志性事件。David 将其归因于监管与研发环境的此消彼长;而截至 2026 年,美国对华生物科技投资的政策收紧讨论仍在继续,这条“草根活跃度差”并未收窄。
什么会让我扩大基金规模:Olo 的 17 年与 20 亿美元退出
Harry: 什么会让你——最后一个问题——什么会让你扩大基金规模?
David: 说句实话,我们早期做的事情里有一个判断:作为天使投资人,我认为种子阶段的风险溢价(risk premium)被严重高估了——经验的溢价高得离谱。我早期合作的很多人当时才刚毕业:诺亚·格拉斯、杰克、埃里克、迈卡(Micah)……“后来的价值”和“早期的感知”之间存在错位,而这个错位如今已基本被填平、被挤掉了。
所以,如果存在某种套利空间的话——Harry,我们当初进场时想的是“我痴迷于伟大的创始人,我想借他们体验那段旅程”,而不是“我痴迷于经济套利”。但如果你事后复盘“我们在经济上到底做了什么”:确实存在套利,真实的套利——因为种子阶段的风险溢价被严重高估。这一点彻底变了。
什么会让我募一支更大的基金?如果我看着 A 轮、B 轮、C 轮,发现“这里有巨大的价值机会,因为所有人都在抛弃它”——我不认为现在是这样,现在资本会自己找到每一个角落。但假如有一天:大量 A 轮公司成了孤儿,而它们的价值惊人——ARR 没有在一年里从 1 到 10 到 20,但它们走在正轨上,闻起来像 Olo、看起来像 SeatGeek——那我会说:我们应该在那个阶段投 1000 万美元。这不是动量,而是一种“难以置信别人居然不要”的感觉。我确实受过这种诱惑:这家公司营收做得极好,却被低估了。
Harry: 最后的最后,快问快答的一个原则问题。你提到 Olo——我爱 Noah,我认为他是最棒的人之一。可是兄弟,那是 17 年才走到 16 亿、17 亿美元的退出。
David: 20 亿美元的退出。
Harry: 20 亿美元退出。
David: 我爱 Noah,我爱 Olo。那是一门了不起的生意,一段了不起的旅程。
Harry: 但从现金最优利用的角度看:十七八年、20 亿美元退出,IRR 并不惊人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?怎么证明它合理——相对那些更热的轮次?
David: 结局是公开信息:最终是 Thoma Bravo 以约 20 亿美元估值把公司私有化。几年的工作换来这个结果,不算差。如果按 IRR 算,你大概是对的。但这段旅程和其中的乐趣是无法衡量的。和 Noah 在一起——从一开始就是 Noah、另外几位创始人加上我——在董事会里一直待到出售:那是一生一次的旅程。
文中的 Olo 结局已成公开事实:2025 年 7 月,Thoma Bravo 宣布以约 20 亿美元(每股 10.25 美元)将这家餐厅数字化平台私有化,交易于同年 9 月完成。从 2005 年 Noah Glass 创立(最初叫 GoMobo)到退市整整 20 年——比 David 口中的 17 年还长。对照 Harry 的 IRR 质疑,这单的财务回报确实算不上惊人,但它验证了 FC 模式的另一面:从种子轮一路陪到董事会散场,这种“一生一次的旅程”换来的,是下一批创始人(如从 HBS 退学后直奔哈佛广场的 Bom Kim)口口相传的入场券。
快问快答:消费 AI 的缺席、Suno 的赌注与有争议的交易
Harry: 好了,快问快答时间。过去 12 个月里,你在什么事上改变了想法?
David: 让我感到意外、也让我稍微改变了想法的是:AI 本应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,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影响反而更小。这么多炒作、这么多势头,AI 在软件、企业级和中小企业市场改变了很多——但除了模型本身,以及围绕“人类界面”的一些好东西——比如语音相关的东西确实好了很多——我不知道你怎么样,但我本以为消费级 AI 会走得远得多。我看到了 Suno,但在我“做事方式”的改变上:我打字少多了,说话多多了。我觉得还有大量的消费领域根本没有真正展开。
Harry: 你们按 50 亿美元投 Suno 的时候,你们的“承销假设”(underwrite)是什么?
David: 在那个价位进场的人赌的是:这是 Spotify 的颠覆者——是 Spotify 和苹果音乐(Apple Music)的颠覆者。这是个大赌注,他们必须从创作工具变成消费工具。
Harry: 完全同意,完全同意。所以 Snap 的杰克才被请了进来。
David: 有意思的是,我之前在一个会议上碰到马丁——马丁·卡马乔,Suno 的 CTO。有人问他:如果一个大语言模型能把你做的事做得比你还好,你会把它插进来用吗?要知道,你在问的是 CTO——整个 Suno 模型是他从零搭建的。马丁想都没想:“我不会有一秒犹豫。”这正呼应你那个观点:这是消费品。体验、界面——想想 Spotify——那才是我们提供的东西。怎么实现的,对用户是不可见的;用户根本不在乎,只要能到那里就行。
Harry: 你预见到那个速度了吗?
David: 没有,绝对没有。
Harry: 因为我记得 Slack 当年 18 个月从 100 万到 1000 万美元 ARR 就是黄金标准。而现在都是数亿美元——5 亿或者不管多少——太疯狂了。
David: 没有预见。这又回到 Uber。埃里克被问“你怎么知道的”时,他说:我不知道。我们投之前看到的公司、投之后看到的公司,承销假设一模一样。坐在我的位置上说“我当时就知道”的人,都是扯淡。
“坐在我的位置上说‘我当时就知道’的人,都是扯淡。” "Anyone in my seat who says, I knew, is just full of shit."
▍点拨:投资回忆录最大的污染源是事后归因——Uber 成了,于是“我当年就看懂了”。Eric Paley 的“我不知道”和 David 的转述,是对整个行业成功学的拆台:种子轮能做的不是预测,而是用同一套承销标准反复下注,然后诚实地承认运气的份额。这句话值得贴在每一份“我为什么投中 XX”的复盘开头。
Harry: 我太爱这句了。你们内部做过的最有争议的交易是哪笔?
David: 争议的来源可以是“做什么”,也可以是“在哪里”。Coupang 肯定算“在哪里”——我跟埃里克说“韩国”,他说:你分得清南北吗?神奇的地方在于:我的根据地是哈佛广场(Harvard Square)。人们问:你怎么够得着韩国?怎么够得着各种地方?答案就是哈佛广场。金范锡(Bom Kim)从哈佛商学院(HBS)读了一年就退学,然后来找我。
另一个有争议的大概是 Shield,争议点在“做什么”——合伙人们未必都爱国防无人机,早期大家会问:这是不是只有国防?所以“我爱它因为”这个句式,确实把我们带去过一些有争议的地理坐标和一些有争议的“做什么”。
Harry: 预测市场(prediction marketplaces)只是合法化的赌博吗?
David: 必然是。你看 Kalshi 和 Polymarket,它们和 DraftKings、Betway 有什么区别?在我看来几乎一样。但顺便说,这话会引战:TVPI 对 DPI——一个长得像预测市场,另一个是真金白银。我也可以这么说:TVPI 看起来就像个预测市场。不过坦率讲,当他们做到 20 亿美元 ARR 的时候,谁还在乎呢?
Harry: 唯一让人担心的,是特朗普之后政府更迭会给它们的监管带来什么——那完全是另一盘棋了。你创办 Founder Collective 时,有什么事是你现在知道、而当时希望自己知道的?
收尾:框架、在场与未来十年
David: 总的来说,框架救了我们。但它也是双刃剑:回看一些我们没做的交易,我们只是拿估值当挡箭牌说了“不”——那是糟糕的错误。Klaviyo:我爱安德鲁(Andrew)、爱埃德(Ed),他们先来找的我,经雨果·范福伦(Hugo van Furen)介绍——Suno 也是他送来的——而我们没做,因为框架。框架让我可以轻易地说不。我们会错过很多,会犯很多错。我觉得我在这个方向上像你一样解放了自己一点:他们就是非凡的。但框架也确实救过我们。
Harry: 倒数第二个问题:幸福婚姻和感情的最大建议?
David: 善意,和“在场”(being present)。彼此在场。我想到的是晚餐:晚餐时间,餐厅桌子附近不许出现任何手机。我也不把手机带进卧室——我的手机从不放在床边。不过讽刺的是:我不需要手机来分心——我人在此处就能完美地分心。如何在场、如何投入、如何看着你的眼睛、用肢体语言让你感到“我在听、我投入在你身上”。我们对创始人提的要求,放到人生里也一样:孩子、妻子、兄弟姐妹、父母——这是终身课题。我远远没做到满分。但如何让他们知道你“在场”、你在那里、他们对你重要——这就是那个追寻。
Harry: 最后一个:未来 10 年你最期待什么?
David: 我和我妈妈一起走路跑马拉松,她有多发性硬化症(MS)。我认为慢性病领域会出现惊人的突破——那些我们一直以为会伴随终生的病。这可能改变数百万人的生命。这让我超级兴奋。
Harry: 你自己最期待什么?
David: 你这问题有点诱导性提问(leading the witness)了,但我的回答是:每一波浪潮都会带来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。回想无人驾驶汽车:当年的承诺是“五年后就来”,结果——我看 Waymo 已经在伦敦街头跑了,大概也快真正到来了,但我们还没到那一步。这就是规律:慢、慢、慢,然后仿佛一夜之间。当然,如果你身在其中——这又是我们这行让人上头的地方——在世界知道、世界在乎之前,你就知道它走了多久。
我认为我们正站在很多有趣事情的门槛上。你和我买到的可能就是最后一批“需要人开的车”,5 到 10 年内,我们的孩子不需要会开车。AI 也是,我们正站在很多这种事的门槛上。末日论永远都有,但在“发现”上、在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上、在健康上——你看化疗,看我多少朋友接受过治疗或已经离世——你会觉得化疗简直像史前时代的疗法。我认为,有了 AI、有了涌向医疗和其他领域的算力,解决方案正在到来——不够快,但我们所参与的事情太令人兴奋了。
Harry: 听到你这么说我也很兴奋——因为我其实没有驾照。所以你这番话也许能替我免除这个“必需品”。
David: Harry,你住的城市一到夏天就是全世界最适合步行、最美好的地方,你不需要驾照。
Harry: 我的天,兄弟,我永远都不需要开车。太感谢你来上节目了,也谢谢你 11 年的友谊——说真的,这对我意义重大。你一直对我那么好。
David: Harry,你一直在变得更强,这也是我对你的祝愿:继续从强走向更强。你是这个环境里、这个世界上,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声音。
Harry: 太谢谢你了,兄弟。谢谢。
这期对话收敛出的关键判断,对管钱的人和做公司的人同样锋利:
- 小基金的生存方式是纪律,不是规模——“贪婪的是回报,不是管理费”意味着基金规模不能超过策略容量。行动含义:给自己的出价设一条投后估值红线,越过红线就承认“那不再是我的机会”,而不是跟着市场情绪抬价。
- 每一单都按 10 倍承销,但估值永远最后谈——机会、市场、创始人,估值殿后。行动含义:团队讨论项目时用“我爱它,因为……”开场,接不完这句话就放弃;谈不拢估值时记住,最好的交易双方都有点不舒服。
- 警惕大平台支票里的“孤儿条款”——95% 拿大钱、高价钱的创业者,会在资浅投资人离开后失去加注授权。行动含义:融资时问清楚“投我的这个人五年后还在不在牌桌上”,把持续的承诺看得比价格更重。
- 用现金速度管理退出,而不是用信仰——能回款 25% 基金时就卖掉 20%,剩下的 80% 继续看多。行动含义:提前写下二级减持的触发条件并机械执行,而不是在流动性窗口打开时临场纠结。
- 颠覆从不休假——OpenAI 和 Anthropic 也会被颠覆,且极有可能来自中国。行动含义:不要把自己的生意建立在“现有平台永恒”的假设上;选方向时,站到下一个主题提前五年的位置,而不是本轮动量所在的位置。
- 善意与在场是长期复利——你如何离开一个人,决定别人如何记住你。行动含义:把“离开时的感受”当作每一次合作、每一次拒绝的验收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