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品经理岗位该消亡吗:Monzo 如何做产品、AI 时代的设计变革与伟大产品之道 (Fernando Fanton)
对话欧洲最受尊敬的产品领袖之一费尔南多·范顿(Fernando Fanton):愿景是否在杀死产品团队、产品经理岗位是否该消亡、Monzo 的信任与速度之道、AI 时代设计师与产品经理的命运,以及伟大产品与平庸产品的分野。
本文译自 20VC 旗下产品播客20Product,发布于 2025 年 7 月 27 日;主持人哈里·斯特宾斯(Harry Stebbings),对话 Property Finder 首席产品官费尔南多·范顿(Fernando Fanton)——他曾任英国数字银行 Monzo 与外卖平台 Just Eat 的首席产品官,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产品领袖之一。
范顿一开场就抛出反直觉立场:「愿景」不是燃料而是天花板,真正驱动卓越的是以周为单位不断复利的改善。他把 Monzo 的原则主义、Revolut 的速度哲学与拉美公司的饥饿感放在同一张桌上比较,并对「产品经理岗位是否该消亡」给出否定但彻底重构的答案。全文最锋利的一段交锋,是他与哈里就「平台该不该替用户挡住模因币」展开的傲慢之争。
▍嘉宾:费尔南多·范顿 (Fernando Fanton)
费尔南多·范顿是横跨拉美、欧洲、中东三大市场的一线产品操盘手,职业路径几乎覆盖了过去十五年消费互联网的每一条主赛道:
- 巴西出身的产品与工程复合背景:少年时是每天训练六小时的网球选手;早年在高盛(Goldman Sachs)做投行,后转做工程师,在微软(Microsoft)期间与 C++ 之父比雅尼·斯特劳斯特卢普(Bjarne Stroustrup)同组;自己创办的公司曾卖给了微软;
- 消费互联网高管履历:先后出任 Just Eat 首席产品官、拉美超级应用 Rappi 产品与技术负责人、Monzo 首席产品官;
- 当下:2025 年 5 月起任中东房产平台 Property Finder 首席产品官(2026 年头衔扩大为首席产品与技术官)——该公司 2025 年 9 月获 Permira 领投、Blackstone 参与的 5.25 亿美元战略投资,2026 年 1 月再获穆巴达拉(Mubadala)领投的 1.7 亿美元,是 MENA 地区最炙手可热的独角兽之一。
▍关于 Monzo
Monzo 2015 年创立于伦敦,以珊瑚色卡片、实时消费通知和「站在储户一边」的价值观著称,是全球新型银行(neobank)的代表:
- 基本面:FY2026(截至 2026 年 3 月)营收 17 亿英镑(+39%),调整后税前利润 1.73 亿英镑,连续第三年盈利;客户 1520 万,存款 257 亿英镑;
- 估值与资本路径:最近一轮确认估值 59 亿美元(2024 年 10 月员工二级出售),2025 年媒体报道其筹划约 80 亿美元估值的新股份出售,并已聘请摩根士丹利筹备 IPO;2025 年 12 月获欧洲银行牌照,2026 年 4 月宣布退出美国市场、聚焦英国与欧洲;
- 坐标系:老对手 Revolut 2026 年 7 月估值已达 1150 亿美元、客户超 8000 万——「信任优先还是速度优先」的分野,正是本期节目的核心张力之一。
愿景正在杀死好产品?从网球说起
Harry: 欢迎收听 20Product,我是哈里·斯特宾斯(Harry Stebbings)。20Product 是一档月度节目,我们每期坐下来和全球最顶尖的首席产品官(CPO)对话,聊他们如何打造出极其出色的产品和产品团队。
今天请到的,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产品领导者之一——费尔南多·范顿(Fernando Fanton)。他先后出任英国数字银行 Monzo 和外卖平台 Just Eat 的首席产品官,两家都是欧洲体量最大的公司之一。此前他在 Rappi 负责产品与技术,那是拉丁美洲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之一。如今,范顿是 Property Finder 的首席产品官,这家公司是中东和北非(MENA)地区最耀眼的独角兽之一。
费尔南多,兄弟,你能上节目真是太好了。在深入聊产品之前,我想先回到你早年打网球的日子,听说你当年打得非常出色。能带我回到那段时光吗?它怎样塑造了你对竞技表现和自律的理解?
Fernando: 我过去打很多网球。可以说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打,每天六个小时,一直打到 17 岁。后来我意识到,我不可能达到费德勒(Roger Federer)那个水平——顺便说一句,我后来还真见到了他本人,那是另一个故事。我当时想:如果成不了世界第一,我就不打了。现在回头看,这是个巨大的错误。直到今天,我都后悔当初放弃了网球。
Harry: 为什么?
Fernando: 直到今天都后悔。那种牺牲本身就是意义所在——逼着自己撞上一堵墙,承认"我不够好",然后继续往前。对我来说,这不仅是体育里最好的东西,也是人生里最好的东西。因为人生迟早会给你来一下:你正顺风顺水,突然就有事发生,比如至亲患病,那种打击极其沉重。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如果你没有那种"我撞上了墙,接下来全看我怎么翻过去"的心态,而总是消极悲观——"我不够好""那些人都比我强"——那就完了。
费德勒当年也没那么神,当然他很出色,但 16 岁的他还不是今天你知道的那个费德勒。你看他后来达到的高度,靠的主要是心态。他当然有天赋,但那个层级的选手都有天赋。纳达尔(Rafael Nadal)不是没天赋,德约科维奇(Novak Djokovic)(译者注:转录原文作 Ojovic)也不是没天赋,他们全都天赋惊人。你看任何运动的世界第一,拼的都是脑子——乔丹(Michael Jordan)、费德勒、纳达尔、C 罗(Cristiano Ronaldo)。你以为梅西(Lionel Messi)很松弛?他们一点都不松弛,全都是好胜到变态的人,满脑子都是自我提升,看到问题就去改。
我儿子今年八岁,在踢足球。我对他有点着迷,因为他有同样的心态。他训练极其刻苦,你说"这不对,应该这样做",他马上就改,从不抱怨。而我当年总在想:我不够好,我没天赋,我没钱,练球要花很多钱,我不会够好的。万一失败了怎么办?万一进不了前十怎么办?万一只有前一百怎么办?与其想这些破事,我当初真该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去练球。
Harry: 这就是我讨厌愿景(vision)的原因。人人都说你得有个愿景——公司的愿景、人生的愿景。我开始做播客的时候,愿景是五年内成为 Balderton Capital 的一名投资经理。结果五年后,我管理着自己的基金,规模两亿美元。我想说的是:如果我当初屈从于那个愿景,反而会限制自己的上限。放到你身上也是同理——你让愿景挡住了自己下一年的成功。
Fernando: 我确实是这样。而且我觉得这是最糟的思维方式,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走向哪里。工作上也一样:你在一家公司,就让这家公司变得更好,让每个人每天都工作得更好一点。这就是"改善"(Kaizen)的思路,以周为单位。所以我特别喜欢每周复盘,而不是每月——每周更好。你预测不了一年后的样子,但一年能复利 53 次;如果每天都做,就复利 365 次。
「你预测不了一年后的样子,但一年能复利 53 次;如果每天都做,就复利 365 次。」 "You cannot predict what it'll be in a year. It compounds 53 times, right? So if you do it every day, it compounds 365 times."
▍点拨:范顿把「反愿景」落成了一道算术题:愿景望向一年后的虚像,改善抓住的是本周的实物——53 次复利对 1 次年度规划,是指数对线性的碾压。这也是贯穿全期的统一方法论:后面的每周业务复盘(WBR)、育儿观、给应届生的建议,本质都是同一件事——把长周期目标切成高频反馈回路,让复利替你干活。
如果你每天都在运动、健康或工作上审视自己、力求进步,真相是:你当初设想的愿景,跟一两年后你真正到达的位置差得太远,那东西基本没什么意义。打网球当然可以喊"我要当世界第一",但你十岁的时候,这有什么意义?概率是 0.001%。所有人都会跑过来说:你疯了,别干了,成功的概率太小了。与其想这些,不如就说一句:我就是喜欢打网球。
Harry: 我热爱做风险投资(VC),热爱创业者,就想天天和创业者泡在一起,这就是我想做的一切。我大概十年前想明白了这件事,因为那股能量、那种激情。我当时想的是:我每天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到创业者?至于"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"这类问题——谁在乎呢?回到你身上:在你年轻、可塑、又相信自己不够好的那些年,你责怪过周围的环境没有多推你一把吗?你觉得你父母本该是那个不停对你说"你可以、你可以、你可以、你应该"的人吗?
Fernando: 说实话,我母亲非常支持我。那时我已经没有父亲,但母亲一直很支持。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恐惧——怕自己配不上她的付出,因为打球太烧钱了。她没钱,一周工作 100 个小时还挣不到什么钱,而我得花钱打球,我心里有负罪感。我觉得是自己在给自己设障,而不是单纯去享受网球。但我确实相信一点:你看那些最杰出的人,没多少是出自特别安稳美满的家庭的。
Harry: 确实。我看很多创业者,他们和家庭多少都有点问题,心里有东西要证明,肩头憋着一口气。道格·利昂(Doug Leone)(译者注:红杉资本合伙人,转录原文作 Doug Lione)总说: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些破碎的人、格格不入的人。
Fernando: 对。最杰出的那批人里,你找不到几个"正常人"。你会发现,出身好的人情绪更稳定——家庭好、父母好,即使后来还要为钱挣扎,情绪上也更稳。但稳定不代表卓越,杰出的人都有点疯。
迈克尔·乔丹就不是个正常人,埃隆·马斯克(Elon Musk)怎么也算不上正常人。我见过的很多创业者,在很多维度上极其出色,在另一些维度上又明显有缺陷。
Harry: 你父亲去世时你几岁?
Fernando: 七岁。
Harry: 那件事怎样改变了你?
Fernando: 很多事我不记得了,但说实话,它改变了一切。起初你对生活有一个美好的想象,然后突然之间,一切崩塌了。家庭散了,你看到母亲在哭、在硬撑。我当时想了几件事。第一件是:当一个人真的遭遇这种厄运时,其他人的职责是什么?他们应该来帮你,还是各过各的日子?在那种时刻,两种人你都看得到。
有一类人,他们不坏,也想来帮忙,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已经一团乱麻,于是继续过自己的日子。他们可能头一周、头两周、头一个月来一下。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好——他们一点也不坏,只是他们有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生活。还有极少数人——我觉得非常少,但极其难得——是真正发自内心以服务他人为念的。他们帮你,自己什么都不要,就是纯粹地想帮。
我记得当时想:我要成为那种人,因为有些时刻,人就是需要有人帮一把。在我家,是我姨妈们。她们帮了忙,自己什么都得不到,也没钱,就是帮。我当时想,天哪,我姨妈们太了不起了——她们只想帮忙,不图任何回报,这不是交易。
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:痛苦比快乐更能催生智慧。经历艰难时刻,远比顺风得意时更能让人变得睿智。快乐当然应该享受,它很美好,但说实话我不觉得智慧从中而来。智慧真正诞生于某些事发生、你猛然意识到"糟了,事情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"的时刻。你的价值观会剧烈重塑。我记得那时想:钱没有任何意义,那种时候谁还在乎钱?那是一次非常彻底的归零重启。
Harry: 那么为人父母的难题就在于:如果智慧诞生于痛苦与磨难,我怎么才能在不让孩子吃苦的前提下,养出有智慧的孩子?
Fernando: 我的看法是,他们就该吃一点苦。我和我妻子为这事争过无数次。我不想让孩子们上私立学校,她想。当然,最后他们会去私立,因为她坚持。但我是真的不想。我说过一个方案:两个上私立,两个上公立——我真的很坚持,她很不高兴,所以我相当确定,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就全都会转去私立。
但我的小儿子阿德里安(Adrian)上的是公立学校。有一天他被人打了——公立学校没人管这些事。我妻子很紧张,我倒觉得:行啊,他挨了打,自己站起来拍拍土,第二天就把事情处理好了,有什么大不了的?他们迟早要挨上一顿打。
我认为只要没有焦虑就行。为钱焦虑不是好事——下个月饭够不够吃?住哪儿?房租交不交得起?我不觉得那种焦虑对孩子有好处,要避开的是那种。其余的我不在乎:我不想让他们吃寿司,不想让他们习惯打车。打车有什么意义?坐公交去,这没什么大不了。这样当你偶尔打一次车,你会觉得:哦,我在打车;吃一次寿司,会觉得:哇,是寿司。人生就是一级一级的台阶。我见过很多有钱人,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珍惜。
Harry: 说个有意思的事。前几天散步时我母亲问我:你能说出任何一样有钱之后反而变差的东西吗?随便什么都行。我回去想了想,说:有,一样——家庭。我认识很多亿万富翁,但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幸福的亿万富翁家庭。我认识的穷人多得多,他们幸福得多。
Fernando: 是啊。阿根廷的家庭纽带非常强,那里也没什么有钱人,所以人人都互相帮衬。我很喜欢那种感觉,很有意大利的味道。
疯狂造就创始人,稳健守护帝国
Harry: 你刚才说到那种疯狂的、离群的佼佼者。但很多 CEO 并不疯,比如 Monzo 的 TS(译者注:指 Monzo 首席执行官 TS Anil,原文转写仅作 TS)。有没有一个临界点,过了之后,"疯狂"就不再能造就一个好 CEO?
Fernando: 问得好。从零开始创办公司的人是这样的:创业公司要做的事情,某种意义上就是和现实对着干——以前没人想到过,大多数人告诉你:你疯了、这行不通。你把想法讲给十个人听,九个会说:就这?不太聪明吧。然后你要扛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我觉得人们对此完全没概念。我自己也是创业者,虽然没有那些人成功,但我办过公司,被微软收购过,后来又做过一家。我试过很多次,只能说小有所成。而我觉得,人们对一个创业者要把自己扔进多大的痛苦里,毫无概念。
我有时说,当创始人就像选择生一个孩子,而你不知道它能活还是会夭折——这个说法很残酷,但很多人真的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。股权结构表(cap table)上坐着你的朋友,早期员工把人生和信任都押在你身上。所以我看到这些创始人苦苦挣扎,而且大多数是独自硬扛,旁人也无从得知他们扛了多少。
等公司到了一定规模,我认为你会想要一个更规避风险的人掌舵,这不是坏事:你想保护已有的价值,用更稳健的方式改进业务。在我看来,这是另一套技能。
Harry: Property Finder、Monzo、Rappi、Just Eat,都是响亮的名字。你会说自己是创始人吗?
Fernando: 对那些公司来说不是。它们都有非常明确的创始人。
Harry: 当然。但你会说,你这个人身上有创始人的 DNA 吗?
Fernando: 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名创始人(founder),那绝对是最高的追求。除了罗杰·费德勒那类体育偶像之外,创始人就是我最敬佩的人。我热爱体育,而我并不觉得体育和创业有多大区别——运动员其实就是自己的创始人。
我试过创业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孩子要养。创业的头几年极其痛苦。寻找产品市场契合(product-market fit)写在纸面上显得很性感,可现实中,人们往往意识不到那是两三年颗粒无收的日子。有些日子你觉得自己是全星球最差、最蠢的人,一点都不好玩。
我在巴西公司 Carvey(译者注:原文如此,疑为转写误差,所指公司不详)经历过这种日子,在我的第一家创业公司也经历过。记得那时候,有时候连公交车钱都没有,我只能逃票溜上车。真的不好受。后来朋友们都找到了新工作,看着你说:「我这工作挺不错的,你们那边怎么样?」你只能回答:「我们在找产品市场契合。」那时候甚至还没有这个词,我们只会说:「刚起步,还在试。」你不赚钱,自我感觉跌到谷底,自尊是负的。
但我仍然认为,创业也许是一个人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。想象一下没有创始人的世界会有多无聊:劳埃德银行(Lloyd's)还会是英国最重要的银行,那多没意思。Monzo 可比那有趣、令人兴奋得多。所有新公司都是同样的道理。
AI 把原型成本降到零,产品经理会消亡吗
Harry: 你觉得如今寻找产品市场契合这件事变了吗?在这个可以高效克隆、复制产品的世界里,我们看到有公司一年内就做到 1 亿美元 ARR。你觉得对 PMF 的追寻改变了吗?
Fernando: 我觉得变了。我们在 Property Finder 就在大量用 AI 工具做原型,把原型放到用户面前测试,一天之内就能完成,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天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容易多了,因为很多公司过去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东西都拼不出来。
Harry: 有意思。那你们具体在做什么?用的是哪些工具、怎么用的?
Fernando: 比如 Lovable、Replit,还有 Auth.0——我记得那是 Y Combinator 最新一批的项目之一。这些都是做原型的工具,有些生成的代码质量更高。
我们的体会是:现在我们要找的,是生成代码最接近我们团队内部实际技术栈的原型工具。因为现在设计师会把原型交给工程师,问:「你能不能把它逆向工程一下,好让我们上线?」Property Finder 上经纪人页面的改版,我们一两周就完成了,而它最初就是一个 Lovable 设计稿。设计师把稿子交回去,工程师说:「不行,换一个工具吧,这个生成的代码对我们不好用。」于是他们换了个工具,把新工具的输出发过来,工程师再基于它逆向实现。
想想看以前:你有一个想法或概念,很多人甚至连一个有意义的样品都摆不到用户面前去验证反应。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,更多人能够以极低门槛、极低成本去测试想法。
Harry: 你觉得在这个阶段会牺牲设计吗?比如,如果把原型图(mock-up)看作核心环节,你们是不是干脆跳过它,直接做可交互原型?
Fernando: 我们确实看到一点这种苗头。但让我兴奋的是,设计师们对这件事充满热情。想想看,如果你是使命驱动的,你想要的不过是让整个职能团队在那个领域做出一番改变。在 Property Finder,我们想在这个地区的房产和金融科技领域做出改变,想改变这件事原有的做法。
如果所有人都锚定在这个目标上,那设计稿是你画的、还是 AI 替你画的,谁在乎呢?真正要紧的,是走向那个更优解的旅程——它能改变行业,改变你在乎的人。我发现设计师非常乐意拥抱这一点。也有一小部分人会犯嘀咕:「那我的角色算什么?我的活儿不就是产出 Figma 吗?这算什么?」但我认为,这个转变会来得非常快。
Harry: 你觉得五年后工程师会变多还是变少?
Fernando: 我记得早在二十年前我还在微软的时候,就要做大量枯燥的活儿:抄代码、写单元测试。我那时候薪水已经不低,心里却老想:我拿多了,我的薪酬超标了。
当时我同组的还有斯特劳斯特卢普(译者注:原文作 John Strohstrup,应为 C++ 之父 Bjarne Stroustrup,当年在微软参与 .NET 相关工作)。我去听过他的一场演讲,他那才叫没有拿多——他思考的抽象层级完全不同:语言、元语言、运行时编译器。那感觉就像看梵高(Van Gogh)作画。这让我意识到:我简直是严重多拿了,而这个人——不管微软付他多少——都是拿少了。
所以我认为,一切都会朝那个方向演进:只做机械性工作的人应该会变少,而创造力将与之结合,变得更重要。重复性的工作一定会消失。所以单看人数:新世界里会有更多做出有影响力工作的优秀工程师,但工程师的总数可能会变少。
Harry: 你觉得产品团队的结构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吗?
Fernando: 会,一切都会变。我一向认为,工程团队也好、任何团队也好,搭法只有一个:把成功所需要的人凑齐。有些情况下只需要工程师,有些情况下可能只需要数据团队,还有些情况是十个工程师配一个产品、一个设计。
总有人跟我说,微软是工程师多、产品经理少,或者反过来。其实这取决于你要解决的问题。如果「人人都要会写代码」这个要求能为方案增值,那就多招些会写代码的产品经理——在那种情况下,这样配备才合理。
Harry: 为什么?
Fernando: 因为这样你就把自己从那个约束里解放出来了——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会写生产环境的代码。
Harry: 你觉得五年后还会有产品经理(PM)吗?常有人跟我说:PM 这个职能正在消亡。它真的在消亡吗?
Fernando: 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所有团队都会变得更小、更高效、更跨职能。每个人都会做一点原型,每个人都会看看代码。PM 是那个有创造力的角色。如果 PM 只是产品各职能之间的「粘合剂」,那我心中的 PM 不是这样的。
这期节目录制于 2025 年 7 月,「PM 消亡论」一年后回看:岗位没有死,但定义确实被重写了——与范顿的判断方向一致。
- Airbnb 2023 年 6 月把传统 PM 职能与产品营销合并(Chesky 在 Figma Config 大会宣布),2025–2026 年 Chesky 进一步把 AI 熟练度设为招聘门槛;
- 行业走向「角色融合」而非消亡:product engineer 等混合岗位在初创公司兴起,微软等大厂缩编的主要是纯协调型 PM;Stanford Online 2025 年 4 月专文《Is Product Management Dead?》的结论同样是「岗位没死,定义重写」;
- 范顿「既会下国际象棋又会弹吉他」的 PM 标准,在 AI 时代反而更显前瞻——被淘汰的恰是他口中「粘合剂型」的 PM。
Harry: 那你心中的 PM 是什么?
Fernando: 我们在微软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标准:既会下国际象棋又会弹吉他的人,能成为出色的 PM。因为这代表创造力与分析能力的结合——国际象棋是分析能力极好的试金石,而演奏乐器是创造力绝佳的试金石。我一直把 PM 看作这两者的最佳组合。
你把三四个工程师聚在一起,他们中有些人往往不太有创造力,而 PM 这个人能真正把团队的创造力往上拔一档。我从来不认为 PM 是管需求池(backlog)的人——我觉得那是欧洲这边的做法。至少我在微软从没见过那样用 PM 的。在微软,PM 不必天天写代码;虽然人人都会写,但你不必写。
于是你可以花更多时间陪客户,可以让大脑放飞到平流层去做创造性思考,而工程师们在修 bug、啃硬骨头。我不认为这种角色会消失。当然,创造同样的产出,你需要的人会更少。
微软是现代产品经理制度的起源地之一。 1980 年代,查尔斯·西蒙尼(Charles Simonyi)在微软创立「program manager」职能:不写生产代码但懂技术,职责是跨职能协调、把「正确的产品」定义出来。这套制度后来被整个科技行业继承。范顿「PM 不必天天写代码、但人人都会写」的说法,正是微软原教旨主义的 PM 观——与欧洲把 PM 当需求池管理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。
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产品都很烂
Harry: 看看当今世上所有的产品,大多都很烂。你觉得为什么它们大多很烂?
Fernando: 原因有很多。一是有些公司根本凑不出一支能做出像样东西的团队。二是凑齐了团队却没有资金——不过资金算不上真正的门槛。第三个、也是我认为最常见的:很多人对产品不够在乎。他们觉得产品修好一次就一劳永逸了——「产品不是修好了吗?你接下来还要干什么?」
Harry: 这话什么意思?
Fernando: 你显然应该永远在改进产品。
Harry: 正因如此,我才觉得那种说法荒唐透顶——说什么公司会自建内部产品、搞出 170 个内部产品、从此不再买 SaaS。你还记得那个论调吗?「你不用再买 SaaS 了,自己照做一个就行,然后自己维护 170 个不同的产品。」
Fernando: 当然,可能确实有些 SaaS 没什么价值。
Harry: 没错。
Fernando: 但现实中如果它真有价值——
Harry: 完全同意。
Fernando: ——而且又不是你的核心业务,你为什么要自己做?那些自建的人往往也不会足够频繁地改进它。产品本身就应该永远在进化:两年前的手机不是今天的手机。
Harry: 我就爱这个例子。
Fernando: 这个例子——我在伦敦就常跟人讲这部手机——你大可以说 iPhone 在两三年前就已经「完成」了。结果 Nothing Phone 这家公司杀出来说:看看我。我儿子为它着迷,就是因为它背面那些灯带,设计又极其干净。我的想法是:又有人在乎了。又有人在乎手机用户,去思考更好的体验了。而且「够好」永远不存在——「够好就行」这个概念对我来说非常消极。
伟大设计是一种情感连接
Harry: 你觉得什么是伟大的设计?
Fernando: Monzo 绝对是伟大的设计。我们的首席设计师 Vokor(译者注:原文转写如此,疑为转写误差),是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、最才华横溢的那类人。你一见到她就知道——有些人你就是看得出来,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。至少在 Monzo 这个案例里,伟大设计就是那种与情感的连接。
Harry: 简单就一定更好吗?
Fernando: 我不确定。我很喜欢 Whoop 这个设备,可它的用户体验一点都不简单。但在那个场景里,你就是想把人引入复杂性之中,想让他钻进细节里去。所以我不认为简单总是更好,但不必要的复杂绝对不是答案。我喜欢 Whoop,是因为它复杂得有目的——它想引导你理解自己的身体如何运转、你应该怎么做。
信任高于速度:Monzo 的原则之争
Harry: 你觉得精美的设计和执行速度是矛盾的吗?我的意思是:你说得对,Monzo 是设计得极美的产品,但与此同时,Revolut 发新产品的速度把 Monzo 远远甩在身后。
Fernando: 对,我们正好说到这儿了。我不认为二者矛盾,我觉得它们是两回事。Revolut 的例子我不太熟,但在我看来——现在我从外部看也是这样——Monzo 是我见过最有原则的公司。
Harry: 为什么?
Fernando: 他们有原则。我刚加入的时候,思路更传统一些:发版本、别搞砸、快速上线、边学边迭代、持续改进。而 Monzo 更看重信任与情感——只有当你能百分之百为一件事背书、对解决方案由衷自豪时才做。
我认为这一点在银行业有额外的分量。因为有些金融产品不是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造的——它们想让你去交易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者模因币(meme coin)。而银行关乎的是人们的财务生活,而且大多数人的钱其实并不多。我不是泛指 Monzo,我是说:银行必须值得你信任,它是你生活里极重要的一部分——你的收支经它流转,你的余额放在那里。
我喜欢这样设想:做一个产品,你应该能心安理得地交叉销售(cross-sell)任何东西,并且为你卖的东西感到自豪。那么在银行业的场景里,想象一下你要向任意一位用户交叉销售,而用户中可能有一位带着两个孩子、正艰难找工作的母亲。你会不会把某些竞争对手卖的那些东西都卖给她?你会不会向她推销模因币之类的东西?我不会。如果你把标准定为「不让任何一位客户失望、不做任何不符合客户最佳利益的事」,那么「有原则的公司」的门槛,就会抬高相当多。
用巴菲特的框架看,银行业本质是「杠杆化经营信任」的生意:护城河不体现在任何单一功能上,而体现在获客成本与流失率里。Monzo 年报口径约三分之二的新客来自口碑推荐——「不向用户推销模因币」放弃的是短期佣金,换来的是行业最低的获客成本结构之一,这正是信任作为复利资产的定价方式。用芒格的话说,这是「避免愚蠢」:不做不符合客户最佳利益的事,等于主动规避了监管处罚与声誉崩塌的尾部风险——对一家「管风险」的机构,这比任何增长黑客都值钱。
Harry: 你不觉得这很傲慢吗?凭什么由你来充当裁决者,判定什么符合用户的最佳利益、什么不符合?总会有一位单亲妈妈想要买那枚模因币,而且她可能真的从中赚到钱。
Fernando: 没错。她们会找到工具的。市面上总会有产品在卖模因币。
Harry: 对,确实能找到。
Fernando: 但门槛得抬高,对吧?你向人们提供什么,总得有人把标准守得很高。你不提供,自然有别人提供——互联网上到处都是能买模因币的金融工具,或者说金融玩具。
Harry: 但我认为,不允许碰加密货币、却允许炒股,这才叫傲慢。大多数人根本不懂股票,也不懂加密货币。两者是一样的,都是赌博。
Fernando: 这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。
Harry: 当你把信任作为第一原则来做产品时,产品的打法会变吗?回想一下你做过的一系列产品——跨度非常大——比如 Just Eat 之于 Monzo,甚至 Rappi 之于 Monzo。正如你所说,Monzo 把信任放在核心位置,而 Rappi 就没那么以信任为中心,对吧?
Fernando: 确实如此。每个产品都不一样。有些产品和用户之间有很高的情感连接、很高的信任度,这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。你想想银行是什么?银行管的是风险。欧洲或英国的金融体系里有监管机构,银行是其中的一环——钱都放在银行里,不在别处。所以银行的本质就是管理风险,当然要用一种足够有说服力、足够聪明的方式来管。这就是银行归根结底在做的事。
而 Monzo 可能是第一个、也是唯一一个站出来说「我们也要管风险,但我们要对客户好、要有价值观、要值得信任」的银行,因为其他银行都不是这样。令人惊叹的是,这居然就算创新了——但这确实就是当时的创新:一家与用户双赢的银行,一家为了储户的银行。回头看,这居然曾是个新颖概念,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再看我之前待过的外卖行业,诉求就简单多了:你只要让食物准时送到、还是热的,出了问题能退款就行,因为说到底只是食物而已。但外卖同样有信任的成分——餐厅得有合格的卫生条件等等。所以信任永远都在,只是不同产品的信任层级确实不同。
「信任优先」叙事的背面有一张隐形账单:同一时间段里,选择速度哲学的 Revolut 把估值做到了 Monzo 的十几倍。「替用户挡住坏选择」同时意味着把定义权留在公司内部——哈里的「傲慢」追问并非抬杠:当用户的真实需求(比如配置高风险资产)被原则挡在门外,他们并不会消失,只是流向了门槛更低的竞争者。原则在守住存量时是资产,在争夺增量的窗口期可能是负债——这笔账,Monzo 至今仍在付。
做什么、不做什么:使命、讨论与「假两难」
Harry: 我们刚聊了加密货币和股票……换个话题,说说新产品。作为今天的产品负责人,当你思考「做什么、不做什么」时,怎么区分「有吸引力、我们该做」和「有吸引力、但不在核心主线上、只是干扰项」?
Fernando: 看两点。第一是使命(mission)。拿 Property Finder 举例,我们的使命是「让这个地区的生活更美好」,一个很美的使命。我认为使命非常重要。思考一个产品要顾及很多层面:要好用、要易懂,要能规模化,最后还要在财务上可持续——这些都是你必须考虑的层次。而最重要的一条是:这件事如果做成了,对使命有没有意义?就这么简单,至少我是这么思考的。
如果它确实值得为使命去追寻,我会先小规模试一试——因为规模化和盈利都是后面的事。先试试看用户怎么说:它对用户的意义是否真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大?如果是,再放大规模。让用户来做决定,我尽可能经常让用户来做决定。在监管没那么严的领域,这肯定可行,然后再把它做大。而做第一道决策时,就奔着使命去,大胆地去追使命——因为使命真的是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。
Harry: 在真正进入测试、让用户指路之前,先问一个前置问题。我请过 Spotify 的古斯塔夫(Gustav)上节目,他说过一句话:「空谈成本低廉,所以更要多聊。」谈到新产品立项时的内部讨论,你怎么看待「独裁式决策」的有效性?
Fernando: 不搞独裁,我们不干这个。
Harry: 相比之下,充分讨论有多重要?
Fernando: 问得好。我更认同讨论这一边。我认为这是个假两难(false dichotomy):做一个决定之前,花三个小时聊一聊,成本是多少?跟真把东西做出来相比,低得可以忽略。所以我常跟人说:如果有谁不同意,咱们坐下来,我可以陪你聊一整个周末。他们很可能说服我——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。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,是整个团队的事。
多数情况下这条路走得通,因为人们会感到自己被倾听了。有时候,讨论本身就是价值——你在对话中创造出的那种集体智慧。最糟糕的反而是反面:很多人做决定时根本不讨论,那还有什么意义?如果连至少两种对立观点的交锋都没有,这个决策的质量能有多高?为一个新产品,一群人聊三个小时,成本几乎为零,可开发者接下来要花一个月把它做出来。
我喜欢把它比作体育。我是新西兰全黑队(All Blacks)的忠实球迷,也推崇他们那套著名的队规。我确实认为,经营一家公司最好的方式,与顶尖运动队的打法非常接近:全黑队那些关于授权、关于保持谦逊但不断拉高标杆、关于一视同仁但又当机立断的规则,全都适用。所以,独裁和「最终总得有人拍板」是两回事——前者是独裁,后者只是决策。
「空谈成本低廉,所以更要多聊。」 "Talk is cheap. And so we should do more of it."
▍点拨:Spotify 首席产品官古斯塔夫·索德斯特罗姆这句话反用了俗谚。范顿给它补上了成本结构:三小时的讨论对阵一个月的开发,讨论是决策的「廉价期权」——不行权只亏三小时,行权错了亏的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月。而他也划清了边界:充分讨论不等于没人拍板,「独裁」与「最终有人做决定」是两回事——前者是权力,后者只是职责。
Harry: 你说「让用户指引你」。那你怎么看亨利·福特(Henry Ford)那个经典命题——「听用户的,我只会造出更快的马」——对立面是「我来告诉你想要什么,因为你还看不见」?
Fernando: 我说「让用户指引你」,不是让他们告诉你该做什么,而是把东西放到他们面前,让他们上手试,看看它对生活的影响是不是像你预想的那么大。我敢肯定,亨利·福特当年也是把车交到某个人手里、对方一试就爱上了。要做的就是尽快让人开上那辆车。那个年代确实需要远见家(visionary),因为建一条 T 型车装配线(译者注:原文转写为 4T,应指福特 Model T)投资巨大。但今天的我们有 AI,测试可以做得又快又便宜。让他们试就行,他们会告诉你爱不爱。
Harry: 多快能判断一个新产品失败了?
Fernando: 要分情况。有时候过早放弃本身就是个错误,因为迭代确实能带来改变。真正的失败是:你做出的东西完全符合你的预期,但就是没有引起任何共鸣——那一刻你就知道它失败了。
Harry: 你亲历过的最出名的失败产品是什么?
Fernando: 我们在 Carvey(译者注:原文如此,疑为转写误差,所指公司不详)和 Rappi 都推出过不少产品,当时都以为会大放异彩。
Harry: Rappi 有什么产品是你以为会很惊艳、结果却没有的?
Fernando: 超级应用(super app)那套概念——「我们这个也能做、那个也能做」。听起来很棒,但用户的反应是:我用三个不同的 App 也能搞定,没觉得不方便。我认为我们当时缺的是这些体验之间的「粘合剂」。直到今天,我还看到很多超级应用在犯同样的错误。当然,Rappi 现在很可能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如果你做了三个互不相连的体验,它们装在同一个 App 里这个事实本身毫无意义——除了共用一套交互界面、同一批客服之外,体验之间必须有更深的东西。
Harry: 如果带着今天全部认知重来一次,你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?
Fernando: 我现在的思考方式是:你往平台上加的每一个体验,都应该提升整体的留存。比如你在做 Bolt 或者类似的平台,主营打车,然后加上外卖——Careem 也这么干,还有很多公司都在做。你不断往上加东西,因为想从同一个用户身上获得更多产出,或者说创造更多价值,随你怎么表述。
逻辑是:你加的东西越多,就应该越能留住这个用户,使用频率也应该越高。这意味着每个新体验都必须足够好,好到能为平台做加法,而不是做减法。理想状态是用户说:「我原来用它打车,现在我连买菜都在这上面了,天哪,我以前怎么没这么干?」而不是:「这什么玩意儿。」没有人会因为你同时做打车和买菜就给你颁奖。必须有某种特别的东西——你更懂用户了,体验更好了,因为你手里有司机网络。你懂我的意思吧?总得有个理由让用户恍然大悟:「哦,我应该继续在他们家做这件事。」是忠诚度意义上的那种「惊艳」。
但很多时候,你只是想炫技:看看看,我们能做这么多事,快看我。用户的反应却是:挺好的,恭喜你,但这跟我的体验有什么关系?
一便士挑战:情感注入产品的顿悟
Harry: 哪一段经历对你的产品观改变最大?
Fernando: 做产品最美妙的一点是,你离用户更近一些。我们做过大量调研,自以为心里有数。真正难估的是:你身处的是一个小众利基市场,还是一个巨大的市场。而 Monzo 给我的体验有点相反。当时我们在年底做了那个「一便士挑战」活动:第一天存一便士,第二天两便士,第三天三便士……到年底能攒下 600 英镑。这是一种自动化的存钱方式,我们还加了些额外的机制。我当时想:挺好,应该会表现不错,但没觉得它能改变游戏规则。
结果它火得一塌糊涂。为什么?我自己复盘后的结论是:当你把几件事组合到一起时,魔力就出现了。第一,做一件用户真心觉得「对我好」的事——就像去健身房,确实是个值得养成的好习惯。第二,做点什么帮他们克服惰性。比如人们不想存钱,是因为太费时间精力,于是你在年底加一个类似抽奖的环节,让他们有机会赢点钱。你等于在推他们一把,帮他们做一件对自己有益的事。两件事你同时在做:这是为你好,而且我来当你的教练,帮你真正做到。就像健身教练说「每天做这组动作,对你有好处」,然后他真带着你练,你练完才发现确实好。
这两件事结合起来,影响力要大得多。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顿悟:因为有情感成分在里面,实际效果可以远超数字模型的预测——尤其是当你看到某个人是真心实意在帮你变得更好的时候。
「一便士挑战」的后续数据印证了范顿的复盘:官方口径上线第一周就有超过 100 万人加入,其中许多人是首次在 Monzo 储蓄;全年累计共存入 667.95 英镑(与节目中「600 英镑」口径一致),后续版本加入最高 1 万英镑的抽奖,正是他说的「帮用户克服惰性」的设计。该活动还登上了 ITV 电视节目。另有一个节目未提的细节:这个机制最早是 2018 年一位用户用 IFTTT 自制的,Monzo 后来将其官方化——它本身也是「让用户指引你」的产物。
Harry: 你会有意识地想「怎么把情感注入产品」吗?
Fernando: 会,时刻都在想。
Harry: 真的?
Fernando: 时刻都在。
Harry: 具体怎么做?我自己在营销和社交媒体文案上想得很多——显然我是个做营销的,VC 说白了就是高配版营销人,我更是其中的加强版。我会反复斟酌用什么词、用什么语气,在营销里传递情感。这套打法在产品上怎么实现?
Fernando: 产品里其实是相通的。你想要的是一种类似触觉反馈(haptic feedback)的东西:当一件事对你有好处时,给你即时的确认感。Monzo 就是个著名的例子——那些弹出来的小提示,所有这些设计都在告诉你「这是件好事」,即时反馈。
传统金融机构有个我一直注意到的现象,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——我就不点名了——那种经典体验:你收到一封邮件,心里咯噔一下。我知道你也会这样。传统银行或传统信用卡公司给我发邮件,我是真的焦虑:是盗刷吗?不是盗刷,那是来催我掏钱?到底什么事?从头到尾,语气不对,措辞不对——那是为他们自己写的,不是为我写的。你能感觉到:他们是想让我为他们做点什么,而不是为我。
而现在的 Property Finder、之前的 Monzo,恰恰相反。传递的情感永远是「我们站在你这边」,而且永远是正向的。出了状况,怎么帮你回到正轨?这也是我喜欢健康类 App 的原因——健康状况有起有落,比如你停训了一个月,回来时它会说:来,咱们重新上马。永远是正向的反馈。我觉得 Whoop 在这方面又做得很好,它不敲你的脑袋。它不会说「你昨天没睡觉」——我知道,好吧?我有四个孩子,我当然没睡好。它会说:「如果你今天睡够三小时,你就能回到正轨。」你能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情感支撑,因为说到底,我们是情感动物。
每周复盘:透明、数据,问责而非恐惧
Harry: 你刚才好几次提到健身。我觉得重要的是一致性。你之前提到过每周复盘。你们的每周复盘是怎么安排的?固定时间吗?谁参加?谁定议程?你想从中得到什么?一场好的复盘是什么样的?
Fernando: 我很喜欢 DoorDash 的那套打法,几年前他们把这套东西带进了 Rappi,我从中学到很多。核心就是透明、数据、加上每周的节奏。
基本概念是这样的:想象你有一家初创公司。经典桥段是——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,只做这一件事。创始人说出来,所有人都去做,你感觉自己像个摇滚明星。然后公司做大了,管理就开始靠各种「代理指标」。比如 OKR——我完全不是它的粉丝,那是另一个话题了。还有你可能喜欢的其他各种代理指标:商业计划书、写着优先级的 Excel 表格——这些东西我从来不搞。
因为管理层不知道怎么沟通,事情就不止一件了。WBR(weekly business review,每周业务复盘)要回答的是:为了达成目标,最重要的 10 件、20 件事是什么?谁是负责人?这个角色叫 DRI(directly responsible individual,直接责任人)。而且这个 DRI 是真正在干活的人,不是上面隔了三层的高管,是真正懂这件事的人。
然后由他来写:发生了什么、为什么发生、我们在做什么应对。如果有一项亮红灯,我们的工作是什么?帮他。而不是敲他脑袋——这是另一个我反感的地方。经典的大公司会花好几年敲一个人的脑袋,然后说「哦,他不行,开掉换人」。十年过去了,没有人真正负责——或者说人人都「负责」。
所以如果亮红灯,那是我的错,是 CFO 的错,是 CEO 的错,是所有人的错。
Harry: 你不希望有某一个人感受到更强的责任感吗?
Fernando: DRI 当然会感受到更强的责任感,但归根结底这永远是整个公司的事。就像全黑队(All Blacks,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)。全黑队输了世界杯,你会说什么?跑去说「嘿,都怪你,哥们,就是你」有什么意义?不是某个人输了,是全黑队输了。阿根廷赢了世界杯,法国队输了——输的是整支队伍。
全黑队(All Blacks)是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,史上胜率最高的运动队之一(约 77%)。 詹姆斯·科尔(James Kerr)的《Legacy》一书总结了其 15 条队规——「打扫更衣室(Sweep the Sheds)」(没人大牌到不用扫地)、「冠军=额外的一点点」等,是硅谷管理圈的热门读物。范顿引用的授权、谦逊但不断拉高标杆、当机立断,均出自这套体系;把它嫁接到 WBR(每周业务复盘)上,就是「问责归团队、标准归公司」的管理哲学。
Harry: 你不觉得有压力感很重要吗?
Fernando: 这就像 Revolut 的 Nick(译者注:指 Revolut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克·斯托龙斯基,Nik Storonsky)。我很喜欢 Nick,我觉得他是一位很出色的领导者。顺便说,领导力有不同的流派。TS 也是,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出色的领导者,只是方式不同。
Harry: 你不觉得恐惧和压力是很有效的领导方式吗?
Fernando: 我觉得真正卓越的人不需要恐惧,他们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比任何人给的都大。
Harry: 你觉得 Nick 是真正伟大的领导者吗?
Fernando: 说实话,我对 Nick 没那么了解。我觉得 Revolut 做到的事和 Monzo 做到的事,成功概率都只有 0.1% 那种级别。有人说 Monzo 的文化太友善了。
Harry: 这是坏事。
Fernando: 如果大家对 Monzo 的批评就是这个,那这反而是好事。
Harry: 但它是一种知性又友善的文化,待在里面很舒服。
Fernando: 我懂你的意思,我在高盛做过投行,我明白你的点。但我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需要靠那一套。我觉得最好的人是自我驱动的,他们是对自己最苛刻的批评者。
我同意你说的,整个公司都应该被问责。公司应该对高标准、高目标、高野心负责。我无法想象托尼·纳达尔(Toni Nadal)对拉斐尔·纳达尔说「哥们,我要让你害怕输掉罗兰·加洛斯的决赛」。他本来就不想输掉罗兰·加洛斯的决赛,根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。
你身边这样的人越多,他们自己就是最苛刻的批评者。我确实相信公司本身应该给公司立一个很高的标准。我只是不相信敲脑袋那套。我觉得那套更适合平庸的公司。
告别个人主义:能量、团队与失败的意义
Harry: 有什么你曾经相信、现在不再相信的东西?
Fernando: 2000 年代我刚搬到美国的时候,我曾经更信奉个人主义。美国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。你总觉得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,一切只取决于我——只要我足够努力、足够用功。
而阿根廷那边更讲究集体——永远是我们一起做什么,所有人拧成一股绳。所以刚搬到美国时,我觉得他们才是对的,一切都取决于我和我能做的事。后来我意识到这不是真相,真相是两者兼有。
我必须成为最好的自己——健身、学习、努力工作——这样我才能为团队贡献更多,团队的产出才会更高。如果我恰好身在一家伟大的公司,公司会走得更高,我也能从中受益。
我觉得那种「我们活在真空里」的想法有点天真。二十多岁、三十岁出头的时候这么感觉很美好——我们都觉得自己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世界。等年纪大了你才会明白,你依赖于多得多的因素、更多的人、政府、还有你所在的公司。
Harry: 做产品的人在「领导产品」这件事上看不到什么、但本该看到的东西?
Fernando: 对我来说,更重要的是你带给公司的能量。你应该始终抓住手头在做的事,努力把它往上抬。如果公司现在做到了 8 倍,你要去看产品上的下一个台阶在哪、每个人的能量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。
你能感受到——那些人充满动力、能量十足,脑子转得飞快,自我驱动,周末还在干活是因为他们想干,而不是你在逼他们。你能看到这种状态。然后奇迹就会发生一点点。
我们都待过那样的团队:一支小团队,你感觉这里正在发生某种神奇的事情,所有人加起来的总和比我们以为能达到的还要高。所以对我来说,做产品永远带着一点这种东西——你要确保每个人都在往上走,产品也跟着往上走,远远超出你一个人能想到的边界。
Harry: 当产品失败时,你怎么防止团队陷入深深的沮丧?
Fernando: 有一句很美的话: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。如果你真的拼了命、深度接触了客户、交付了东西,最后没成,你也学到了东西。
「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。」 "No effort goes wasted."
▍点拨:这句话若停在安慰剂层面并无新意,范顿给了它一个博弈论的版本:你拼尽全力证伪的那条路,对竞争对手同样被证伪——失败由此从沉没成本变成了行业情报。这与他在 Monzo 的「原则」一脉相承:把每一次下注都变成认知资产,输局也有正收益。
有时候我会说,比如我们做了一个东西,发现它不是答案。那它不只是我们的答案之外的东西——它对竞争对手也不是答案,因为这条路根本不通。那很好,我们现在知道这不是答案了,去找答案到底在哪儿吧。
Monzo 离千亿美元还有多远
Harry: Monzo 有什么失败的产品?你学到了什么?
Fernando: 我们做过的大部分事情……Monzo 一直挺成功的。
Harry: 真的吗?
Fernando: 我自己真想不出一个。我得请别人来告诉你,但说实话,我一个也想不出来。
Harry: 那是不是说明你们尝试得不够多?我该问这个问题吗?
Fernando: 这里面是有一套方法的。你永远、永远都可以做得更多。我仍然相信 Monzo 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体验最好的新型银行。当然,我个人有立场,但我认为它比巴西的 Nubank 好,也比英国的 Revolut 好。
显然,它现在还只在一个国家运营。但当全世界看到它的时候,我仍然相信它是市面上最好的产品主张,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Harry: 你觉得 Monzo 会成为一家千亿美元公司吗?
Fernando: 我希望会。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说它不行,但时间会给出答案,变量太多,没法判断。
以 2026 年中回看「千亿美元」之问:Monzo 最近一轮确认估值仍是 59 亿美元(2024 年 10 月),筹划中的新股份出售目标约 80 亿美元——距千亿美元约十二分之一。但基本面在快速改善:FY2026 营收 17 亿英镑(+39%)、连续三年盈利、客户 1520 万,并已聘请摩根士丹利筹备 IPO。真正的变数在坐标系另一端:Revolut 2026 年 7 月估值已达 1150 亿美元,越过了范顿为 Monzo 设想的门槛——问题也许不是「新型银行能否到千亿」,而是「原则优先的 Monzo 能不能到」。
Harry: 那你认为银行业的未来会是少数几家新型银行统治各大洲,还是我们会继续看到区域性的赢家?
Fernando: 我不是银行专家,但要走到 Monzo、Revolut 或 Nubank 这个级别,要跨过非常多道坎,并不容易。做到那个规模、跟监管机构打交道那么老练、搞定流程和资本,都不容易。我不认为会有一百家这样的公司。所以随着时间推移,它们是有理由向外扩张的。
规模化的风险厌恶与 OpenAI 的全栈时代
Harry: 当公司有了真正的规模,往往就会变慢,有时还会变得麻木。产品团队是怎么慢下来的?
Fernando: 我不确定是不是产品团队的问题,但我觉得风险厌恶(risk aversion)是真实存在的。
Harry: 那是什么?
Fernando: 风险厌恶?
Harry: 不,风险。
Fernando: 啊,风险厌恶。
Harry: 风险厌恶,对吧?
Fernando: 就是你拥有的越多,可失去的就越多。创业公司一无所有。你在大公司里能看到这一点——千亿美元的公司、四百亿美元的公司,突然间有太多东西可失去了。所以我认为这是人性。
Harry: 怎么消除它?
Fernando: 一般来说这得从高层做起。你得告诉大家:失败没关系,我们就是要往死里干大。
Harry: 对。
Fernando: 同时你要建立流程来兜底。银行是不能失败的,所以「失败」的定义不一样,但你必须划清一条线:我们需要去定义未来。未来不会和现在一样,你必须做不一样的事。
所以核心就是不满足于现状,永远努力成为那个定义「下一步」的人。
Harry: 当客户体验的质量、产品的产出由第三方决定时,产品这个世界会发生很大变化吗?我具体指的是:你之前提到 Lovable,产品很棒,输出很惊艳,但它的质量取决于底层模型的质量。Claude 4 发布的时候,它的输出质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。这是对产品的根本性改变。
你能想象吗——如果我跟你说:嘿,会有某个外部因素让你的 Monzo 产品好上一大截,但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祝你好运。我只告诉你大概 Q3、Q4 某个时候发布。产品世界的规则是不是就这样变了?
Fernando: 我觉得平台一直都存在,LLM(大语言模型)现在也是一个平台。区别在于 LLM 比以前更「全栈」。你想想,OpenAI 可以同时是 iOS 加 Google Cloud、亚马逊云服务加在一起。我们得往回倒很多年才能找到这种感觉。
产品本来就依赖平台。你的产品依赖 iOS 提供体验,比如用人脸识别。平台的存在一直是希望抬升所有人。iOS 就做到了,很多事你在 iOS 上能做、在网页上做不了,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转向了原生应用体验。还记得吗,几年前、十年前这是件大事。
云也一样。云一开始大家都说是为了便宜,结果并不便宜,但它更快——开发者用它创新的速度快得多。
现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。我个人非常看好 OpenAI 会成为巨头,因为我认为它是全栈的,还有 B2C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组合。它现在两者兼备——它会是 iOS 加亚马逊云服务(AWS)。所以所有人都会依赖这个平台。这也是对的,因为你靠自己做不到,你不可能自己造出 OpenAI 或自己的大语言模型。
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会变成:你能不能在那一层之上增加足够的价值,超过模型自己会做的事?这是所有这些公司一路走来都要回答的问题。
我会问他们——我也不知道答案——你们到底在做什么?是用户体验吗?是学习吗?是微调(fine tuning)吗?微调好像已经不是那回事了。那到底是什么?你的独门酱料(secret sauce)是什么?为什么用户选 Lovable 而不是 Cursor,或者那些即将冒出来的新产品?总得有点什么。
「OpenAI = iOS + AWS」的判断一年后部分应验:建立在模型层之上的应用层确实长出了巨头雏形——节目中被点名的 Lovable 2026 年 2 月已达 4 亿美元 ARR、估值 66 亿美元(2025 年 12 月 B 轮);Figma 2025 年 7 月 IPO,全年营收 10.6 亿美元(+41%)。但范顿的追问——「模型层之上的独门酱料到底是什么」——至今没有标准答案:模型能力持续上移,不断吞掉工具层昨天还成立的价值主张,「你比模型多做了什么」在 2026 年仍是每个应用层公司的存亡之问。
招产品人:眼里的光,与错过的 40 倍
Harry: 假设你要招一个产品团队。招产品人真的太难了,而且大多数 CEO 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招产品人。既然你是我公司的天使投资人,先说说你对我的建议。第一,产品面试我该问什么问题?你想了解什么?
Fernando: 我几乎立刻就能感觉到。为什么?
Harry: 你感觉到什么?我觉得我看的第一件事是,他们眼里得有一点
Fernando: 光,最好是这样。有些人眼里没有光,几乎看不到兴奋感。一个好的产品经理,你得看到某种创造力,看到那种「我们能做出什么来」的兴奋的光芒。我认为这是必须的。
然后你要再看创造力的另一面,再用很简单的方式验证分析能力——确认他们不只是个纯粹的疯狂创意人。虽然你也会想要几个这样的人,但还得能把一个问题拆解成步骤,就像咨询行业多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。
他们是抽象思考者吗?他们能不能用抽象的方式思考,然后量化、拆解,说出「你做这个、他做那个」?在 AI 时代,你可能更想要两个极端的人:一个疯狂创意人加一个数学家,这可能更合理,因为有了 ChatGPT 和所有这些工具,你能更容易地把他们粘在一起。所以这可能是一种结果。
Harry: 做产品必须是个出色的写作者吗?好几位嘉宾在节目里都说过,要想把产品做好,你得是个很好的写作者——产品需求文档(PRD)、沟通的清晰度,都靠写作。
Fernando: 说实话,除了在微软的头几年,我自己几乎没写过 PRD。但我确实相信,你必须有能力把想法表达清楚,而写作永远是最好的检验。所以我让团队的人写一页纸(one pager):你在做什么、为什么做、计划是什么?
如果连这个都写不出来——当然,现在 ChatGPT 能替你写(译者注:原文转录为 JGBT,应指 ChatGPT)——但理想情况下,你应该能把自己的想法讲清楚,因为你得跟工程师和设计师沟通。所以我认为这很重要。它以后是否还像以前一样重要,我们拭目以待。但这是个经典要求:产品经理必须能做一些综合——客户的需求是什么、解决问题的假设是什么、抵达目标的计划是什么。
Harry: 这让我想到:伟大的领导者,是不是都有能力带着一群人跟他走一段旅程?
Fernando: 你是要问我作为领导者哪里做得不好吗?我结了婚,有四个孩子——这话题能聊很久。
Harry: 我不是在问你太太,我是在问你。
Fernando: 那这期播客得录一整天。完全坦白说,我自己有非常明确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(ADHD,俗称多动症)——非常、非常明确。我现在对它更接纳了,但有些人会因此生气,因为——
Harry: 你对它的接纳,给应对方式带来了什么变化?
Fernando: 我觉得说出来是好事,因为以前很多人真的被我气到。比如有人说:「这个人,会议结束前两分钟就离场了。」而我自己完全不记得做过这种事。或者有人跟我打招呼,我没回应,而我根本不记得见过那个人;又或者忘了某件事,诸如此类。
我注意到,对于 ADHD,至少人们很容易往心里去,因为这关乎情绪。你说「我不记得了」,别人会觉得是胡扯——因为如果这件事重要,你肯定会记得。所以以前特别难,因为人们不理解。你跟他们说「不,我是真的忘了」,他们觉得是鬼话。所以现在我试着更坦诚,因为说到底,隐瞒没有任何价值。你就直说:「对不起,我忘了。我提前两分钟离场,是因为在我脑子里会议已经开完了。在我脑子里,我已经结束了。」我没有意识到别人还在会里,没有那种社交觉察。说到底,人越坦诚越好。我现在对自己更有信心了。
年轻的时候,你会更想藏起自己的缺点,因为不想被人评判。等年纪大了、有了些成绩,你就会想:随便吧,这就是我。我越坦诚,越好。
Harry: 我忘了这话是谁说的——可能是乔尼·艾维(Johnny Ive)或史蒂夫·乔布斯(Steve Jobs),反正是那几位大神之一。他们说,专注就是对那些真正绝佳的机会也说「不」。你拒绝过的机会里,哪一个至今让你想得最多?
Fernando: 太多了。我反复想过的一个,是 14 年前 Mercado Livre 的机会。当时我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职位,见到了马科斯(Marcos)(译者注:应指其创始人 Marcos Galperin),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团队。
他们出身斯坦福(Stanford),聪明、有冲劲,在阿根廷的文化氛围也很棒。我当时想:天哪,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。但最后没成,因为那时我还是希望家人留在美国或欧洲,所以我拒绝了。当然,我当时也判断它会成功。我记得自己买了大约 5 万美元的股票——不是一笔小钱——并且一直拿着,到今天已经翻了 40 倍。
所以我会想:唉,那真是个好机会,这样的机会可不多——40 倍啊。我甚至后悔当初没投更多。尽管当时我觉得,对一家拉丁美洲的小公司来说,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投资了。现在回头看:天哪,真该多投一点。
Harry: 有没有什么产品,作为用户你觉得很棒,但作为投资却很烂?比如 Twitter——作为用户,我认为它是个伟大的产品。
Fernando: 对,非常了不起。
Harry: 但作为投资烂透了——你不会想以股东身份持有这门生意。
Fernando: 这个点很好。凡是做不到规模化、或者商业化很吃力的产品,当然都算,对吧?如果你愿意这么看的话,你可以说 Twitter 在变现上本可以更激进。所以我认为,如果一款产品真的很伟大,我倾向于认为它也应该能成为一笔好投资——除非它的价值只体现在社会层面。
说实话,我很难想到一个反例,也许是非常小众的产品。比如我真心希望 Nothing 这帮人能成功(译者注:Nothing,伦敦智能手机品牌)——因为要大规模造出一部既好又不贵的手机太难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最终能不能成,但那绝对是一款伟大的产品。
价值兑现时间与「50 道题」悖论
Harry: 价值兑现时间(time to value)有多重要?Property Finder 来了一位新用户,是必须在 30 秒内让他获得价值?还是说:不,我们先让他填一份问卷、先理解他,再为他打造一套精心策划的体验——但我们得先了解他?
Fernando: 我认为超级重要——价值兑现时间,对吧?它重要是因为人都挺懒的,而且不是贬义的那种懒。我们都痴迷于自己的产品,不管你痴迷的是哪家公司,我痴迷的是 Rappi、Monzo、Property Finder,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它们。但用户不是,他们只是带着一个目的、一个理由来用你的产品,不会整天惦记着你的产品。所以你留给用户形成印象的时间非常短,不能错过,错过的代价巨大。
我认为你要尽快交付价值,然后在此基础上往上建。真正的错误是没有在第一步的价值上继续构建——你懂我意思吗?当我抓住了你的注意力、迅速向你展示了价值、你也知道我是谁了,接下来我有没有持续投入足够多,把体验推向下一个层次?我认为问题往往出在这儿。很明显,产品留给用户的第一印象机会没那么多,你最好尽快把价值交付出去。
Harry: 我认为价值兑现时间是检验用户需求的一块试金石。我的意思是,你看减重管理应用 Noom——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它——它是最成功的减重应用之一,提供定制化的饮食、健身计划等等。他们真的让你在注册之前先答 50 道题。价值兑现时间糟透了,要求用户付出的投入也大得离谱,但它恰恰是对消费者需求强度的一种信念测试、一块试金石,而且确实有效。
显然,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流失率高得多的漏斗,但筛出来的都是高度投入的用户,所以这条路可能真的走得通。我觉得运动手环 Whoop 也是类似的例子:要七天才能看到任何结果,要七天才能建立起生成建议所需的基线数据。但他们在「陪你走完这七天」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,让你感觉到:好吧,这等待是值得的。人们喜欢 Whoop,靠的并不是它的可靠性。
Fernando: 嗯。
Harry: 听着,我不是在这儿给 Whoop 带货,但 Whoop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,因为它引出了一个非常难理解的绝佳产品原则:怎么做一款给超级用户用的产品——给像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那样的顶级运动员用——
Fernando: 对。
Harry: ——同时又能给我妈、给我、给普通大众用?它确实是款伟大的产品。再说一次,你得唤醒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「C罗」,对吧?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打动你,让你愿意付出那份投入?所以我的问题是:怎么做一款既服务重度用户、又服务普通用户的产品?
Fernando: 这里有两件相反的事。先说第一件:你提到 50 道题——如果你让用户答 50 道题然后给出答案,那你显然在筛选一个细分人群:愿意付出努力的人。而且他们在答题的过程中,会喜欢你问得这么深。
这就像看医生。有的医生很草率,一句「你没事」就把你打发了,你会想:他根本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。而另一些医生会花时间认真询问你的生活、你的隐私。你对后者的反应会很好,因为这件事对你太重要了,你恰恰在寻找这种认真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,产品就是那份问卷本身——他们愿意花时间问你 50 道题,这本身就是产品。这就像你遇到一位好导师,你能看到他在你身上投入时间,你会很在意,你会真心喜欢他问那些深入的问题。所以我认为,答 50 道题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。
Harry: 有道理。但先放下问卷、入门引导那些事——你怎么做一款产品,能让最挑剔的产品爱好者热爱它,同时所有人都爱用?
Fernando: 拿 Property Finder 来说:用户里有拥有 50 套房产、对买房门儿清的人,你得为他们做出伟大的产品;同时也有像我这样第一次搬来迪拜、在迪拜买第一套房的人。这是个很难解的问题。
我觉得人们有时混淆了一点。有种说法是:硬核用户的需求你已经满足了,不用再额外做什么——他们反正已经在那儿了。而面对所谓的「邻近客群」(adjacent customer),你要做的是让这类人走同一条旅程时稍微轻松一点。我的思考方式是:假设你深耕房产管理,这已经成了你人设、你个性的一部分。别人问你是做什么的,你说:「哦,我有 10 套房,自己管理。」你自我感觉特别好。那么,对于一个只想买一套房的人,你仍然要把他带进这条旅程。
伟大的产品都这么做,语言学习应用 Duolingo 就是个例子:一个刚入门、排名垫底、对这门语言一无所知的新手,Duolingo 也会让他感觉自己已经踏上了那条旅程——成为那个能说「我会五门语言」的人。你能想象自己:我现在想会两门语言了,只要再用 Duolingo 坚持个一年两年。所以我认为,这条旅程对两类用户都适用。
错误的做法是把超复杂的体验丢给刚入门的人。所以要渐进——有个概念叫渐进式引导(progressive onboarding)。渐进式体验非常重要,除非你刻意想把新手挡在门外:「我不在乎随便来迪拜看看的散客,我只要那 50 套房的主儿。」那你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这么选,就像你前面举的例子:就是不想要休闲用户。休闲用户绝不可能付出管理 50 套房的人那种投入。但如果我想把他们带进这条旅程,就得让他们尝到那种滋味。
「邻近客群(adjacent customer)」 是增长框架中的常用概念:指现有产品能力可自然延伸触达、但尚未服务的下一批用户——服务他们的关键是降低参与门槛,而非为他们重做产品。「渐进式引导(progressive onboarding)」 则是配套的落地手法:按用户熟练度分层展开复杂度,Duolingo 的连胜打卡与排行榜就是典型实现——新手看到的是旅程的第一步,硬核用户看到的是身份的勋章,同一套机制服务两类人。
拉美的饥饿感:匮乏才是创新的驱动力
Harry: Just Eat 显然已经被对手超越、没跟上时代了。从产品角度——或者从商业角度——你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什么?
Fernando: 这个嘛,我离开 Just Eat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。
Harry: 明白。
Fernando: 但我也在 Rappi 工作过——它在很多方面算是下一代的配送平台。我认为 Rappi 的野心一直都更大,这也是我观察到的拉美和欧洲之间的一个差别。如果你现在去 Rappi、iFood 或者 MercadoLibre 随便找个人聊聊,以我的经验,那些人的能量和热情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三倍。
Harry: 哇。
Fernando: 而且你是看得到的。这不仅仅是文化问题,不只是因为巴西人天性更快乐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混合体:自豪、谦逊,以及对机会更加珍惜。你懂我意思吗?在拉美,能进入这样一家公司的机会并不多。所以你能看到,那里的人把公司文化衫穿在身上——你肉眼可见他们有多为这家公司自豪。
而你没有意识到的是努力的成色。公司会衰败、产品会衰败,是因为热情从内部消退了——去做那些真正困难的事、去修复问题的激情没了,就是没人再在乎了。如果没人盯着绩效管理,光有热情是替代不了它的。
然后你看我们的团队:他们充满激情,想成为最好,为自己的工作自豪,并且为能在 MercadoLibre、iFood 或 Rappi 工作的机会心怀感激。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动力源——他们热爱这份工作,人在那里,心也在那里,而不是只想着「这就是份工作、是我的职业跳板」。不过,我特别反感人们谈论头衔——我在欧洲、在英国见得太多了:「我的头衔是什么?我管多少人?」这显然是错误的衡量标准,因为对所做之事的热爱,被替换成了「我有个头衔、我在职业阶梯上爬了一格、我多拿了点薪水」之类。
Harry: 那欧洲人算什么,是最没干劲的吗?拉美(LatAm)你见过,迪拜(Dubai)你现在也见识了,欧洲你也待过。你这话可要惹麻烦了。
Fernando: 当然可以一概而论。这里也有疯狂厉害的人,做出了不起的公司,等等等等。但平均来说,大家常开的一个玩笑是:这是个美丽的大陆,西班牙、南法,人们懂得享受生活。而且这里一直以来也更富裕一些。
拉美的差别在于,那里穷了很多很多年,这些国家的机会没有那么多——我觉得还是比这边机会少。而且人也更穷。我在阿根廷的时候,很害怕变穷。那里没有安全网,巴西(Brazil)也没有安全网。说句实话,如果你没有钱,没有一份好工作,你的处境是真的糟。这一点你是看得到的。
Harry: 这具体意味着什么?
Fernando: 意味着你享受到的所有服务——教育、医疗,或者你住的地方,都危险得多。也就是说,你在更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,会接触到很多显然不怎么好的东西。所以你会看到,人们有更强的劲头想摆脱那种处境。
我觉得欧洲人这边,这个落差没那么大。他们的心态总是:哦,我过得挺好。如果我再拼命努力,回报是什么呢?结果还是过得相当不错。在拉丁美洲,你不会有这种心态。
Harry: 因为这里有安全网。
Fernando: 是有安全网。而且我觉得,历史积累下来的财富——问题是人们没有意识到,那东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阿根廷一百年前非常富有,后来,你知道,一切都没了。所以……
Harry: Rappi 是不是融资太早、融得太多了?
Fernando: 我想起 Skip the Dishes,那是我们在 Just Eat 收购的一家公司,创始人非常棒,现在在做 Neo Financial。他们之所以那么强,是因为他们把公司做在了加拿大的曼尼托巴(Manitoba)。我记得我们收购那家公司的时候,别的地方的人根本没法去那儿——没有飞往曼尼托巴的航班,只有螺旋桨小飞机。所以根本没人愿意大老远跑去见他们。而我们去了,就是去了。他们确实了不起。
他们从来没融过资,所以效率高得惊人。他们把合作伙伴和司机入驻体验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想透了,在当时——我觉得现在也是——那是我们见过最好的,在我看来比所有人都强。这真的就是因为,匮乏才是创新的驱动力。你没钱,最好自己想办法把事办成。
我觉得钱总是会让人多一分懒惰,因为总有办法花钱买到解决方案。当然,问题在于别人给你钱的时候,你多半会拿着。但我不太确定钱多是不是好事,我自己没见过钱多是好事的例子。
范顿「没见过钱多是好事」的判断,用芒格的语言翻译就是:资本过剩是配置纪律的头号敌人。Skip the Dishes 是教科书案例——零融资、偏居曼尼托巴,反而把入驻体验的每个细节做到极致;约束逼出了效率,效率构成了护城河。对照 2021 年泡沫期超额融资公司此后的大面积效率崩塌,这个判断已经历过一轮完整周期的检验。对资本配置者而言,启示在于:评估一家公司时,「钱太少被迫聪明」往往比「钱够多可以试错」更接近复利的来源。
国家即产品:迪拜的十年赌注
Harry: 展望十年后,迪拜会像他们规划的那样成为金融科技中心吗?还是会变成迈阿密(Miami)那样,一个昙花一现的避税之地?十年后的迪拜是什么样?
Fernando: 听着,我才到那儿两个月,所以先声明,这话有很大的保留余地。但我不认为它只是迈阿密,我觉得它远不止于此。那种能量,那种做事方式,政府在对未来的规划上有多超前——对我来说,它像一座城市,或者说一个国家,就是一家创业公司。客户就是那些想住在那里的人。
我好像之前提过,你去办驾照,去的地方叫「幸福中心」。我不知道在别的任何国家,你去办个驾照会有一种幸福的体验。我很喜欢这一点,因为我是那种认为万物皆产品的人,我们都是产品的用户。我认为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产品,极少例外。国家也是一个产品,你仔细想想——尤其在他们那儿,移民是免费的,你可以选择去那里拿签证。这不就是产品吗?那么这个国家的价值主张是什么?
他们对此有着惊人的自觉,把你当客户对待,确保体验真正令人愉悦。而且他们总在思考——再说一遍,我才来两个月——前方是什么?未来是什么?你跟那里任何地方的人聊天,都能感受到那种对未来的兴奋:未来永远比过去好。对我来说,这基本上是活着的唯一理由。而这一点你在别处看不到——未来会更好,我们要做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事,我们有这么多想法。
所以对我来说,它就像一家创业公司,一座创业公司城市。就我目前所见,我个人非常看好它的走向。
快问快答
Harry: 兄弟,我们来个快问快答。我说一个简短的题目,你给我你的想法,行吗?
Fernando: 好。
Harry: 最近哪个产品给过你「哇」的消费级体验时刻?
Fernando: 对我来说是 Duolingo。它们的触觉反馈做得太美了,还有他们把震动和新关卡结合起来的方式。而且这跟孩子的反应有关。像 Duolingo 这样的产品,我女儿是它的狂热粉丝,她的西班牙语学得比我这辈子能教她的好得多——而我是会西班牙语的。我儿子呢,对什么都不狂热。
然后你就会想,为什么孩子对这些东西反应这么好?一定是因为他们对过去更少偏见,对真正的创新更开放。我记得我女儿缠着我要手机做 Duolingo,就为了不断掉连续打卡纪录。她会说:爸爸,我不能断打卡,我排第三,我朋友排第五,这个是第七。她一直烦我,直到我把手机给她做完为止。我儿子也为了要手机把我烦得不行。
我相信他们更少成见,因此能比我们更早体验到了不起的产品,因为我们还困在老路上——我是用老办法学的西班牙语,我用的是传统手机。
范顿赞美的是「情感支撑」,但同一套机制的另一面是行为成瘾设计:连胜打卡、排行榜、及时反馈,与让人上瘾的钩子共享同一套多巴胺回路。女儿「爸爸,我不能断打卡」的执着,在产品看来是留存奇迹,在家长眼里就是被钩住的孩子——Monzo 不做模因币是「不让客户失望」,那让八岁孩子为排位焦虑算不算?「为用户好」与「利用损失厌恶」之间的界线,比节目里呈现的要模糊得多,而这条界线恰恰是产品伦理最需要被讨论的地方。
Harry: 你在 Property Finder 待了几个月,又待过 Monzo、Rappi、Just Eat。哪家公司的 CEO 最强?
Fernando: 我觉得所有成功的公司都有了不起的 CEO,这是我的经验。而且说真的,你没法比较,没法比。他们太不一样了。
Harry: 如果只能投一个呢?
Fernando: 哦,我觉得西蒙(Simon)绝对是独一无二的(译者注:指 Rappi 联合创始人兼 CEO 西蒙·博雷罗)。在拉丁美洲,像他这样的人不多。
Harry: 你最大的育儿建议是什么?我哥哥刚有了第一个孩子。对于他第一次当爸,你会给他什么建议?
Fernando: 哎,这个话题我还真不太好讲。第一条是享受这个过程,尤其在他们小的时候,因为时间过得飞快。第二条是,你无法预测孩子会长成什么样、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或性格——无论你做什么,他们都会走自己的路。
你不应该对孩子「你想让他成为谁」抱有一个愿景,而应该只是在路上帮他一把。因为每一个孩子,哪怕你教他们一模一样的东西,都会偏离不少,很快就走出自己的路。
Harry: 你会对今天大学毕业、即将进入职场的人说什么?
Fernando: 利用好头几年。我现在在 Property Finder 招很多应届毕业生,他们不贵,也不是真的急需钱。所以他们应该量入为出,去学习,就是学习。这三四年……
Harry: 计算机科学(CS)学位的价值在上升还是下降?
Fernando: 我觉得物理的价值永远在上升。
Harry: 物理?
Fernando: 对,我一直这么觉得,即使对计算机科学来说也一样。我始终认为物理和数学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石。JavaScript 很好,但我不觉得……我觉得那只是某种东西的一种实现,而物理和数学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重塑你的大脑。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人们尽量多学,要么学创造性的东西,要么学物理和数学。
Harry: 你会鼓励你的孩子上大学吗?
Fernando: 不会。
Harry: 为什么?
Fernando: 我觉得到那时候,我会鼓励他们学习。如果大学恰好是学习的路径,那很好。如果不是,也许会有新的方式——那些非常困在过去的传统大学给不了的新方式。
Harry: 最后一个问题。有什么是你坚信、但身边大多数人都激烈反对的?
Fernando: 就是我前面说过的:价值在于在困难中成长,而不在于成功本身。不是……所有那些你以为重要的东西,你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。回想我的职业路径,刚去微软的时候我想:天啊,我成功了。结果之后根本没人在乎。
但是,照顾好自己——健康层面,还有我的友谊、我和我妈之间的亲情——要重要得多,因为你真的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太沉迷于「里程碑游戏」了。只有等你年纪大了,你才会意识到那根本说不通。但这又是那种事:它很有用,可你年轻时绝不会照做,等你老了又无所谓了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听进去。
Harry: 兄弟,太感谢你来上节目了。我特别喜欢这期节目其实没有开场白。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,开场有个瞬间我就想:这聊得太好了,我就让对话直接滚下去吧。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来,兄弟。
Fernando: 是我的荣幸。非常感谢你的邀请。
Harry: 哎呀,这期我聊得太尽兴了。做这档节目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,就是这种没有日程、没有排练、自然展开的对话,它让节目变得特别得多。费尔南多这期太棒了,能请他来我特别开心。这期节目在 Spotify 上也能找到。如果你能留个评论或者打个五星,对我们帮助巨大,我们会非常感激。
一如既往,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支持。敬请期待周一的精彩一期:马丁·卡萨多(Martin Casado),安德森·霍洛维茨(Andreessen Horowitz)最顶尖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人之一。
本期对话收敛出的六个关键判断:
- 愿景是天花板,改善才是引擎。 别用一年后的虚像限制自己——把目标切成以周(甚至以天)为单位的高频反馈回路,让 53 次复利替你抵达想象不到的位置;
- 产品经理不会消亡,但「粘合剂型」PM 会。 AI 时代的 PM 标准是创造力与分析力的组合:能放飞到平流层做创造性思考,也能把问题拆解成步骤——只会传话的协调者正在被工具取代;
- 信任是产品的一部分,且要明码标价地维护。 把「不做任何不符合客户最佳利益的事」当标准之前,先想清楚你愿意为它支付多少速度——原则与速度都是战略选择,模糊地带才是最差解;
- 讨论是决策的廉价期权。 三小时充分交锋对一个月开发,账永远是划算的;但讨论充分不等于回避拍板——独裁与决策是两回事;
- 情感是留存的乘法器。 「做一件对用户好的事」加上「推着用户真正做到」,组合起来才能产生超出数字模型的爆发力;反馈永远正向,永远站在用户一边;
- 匮乏驱动创新。 警惕用融资额代替产品思考——钱总能买到解决方案,而买不来把每个细节想透的动力。